最近，中共最高层反复强调“讲真话”，并要求领导干部“听真话”。在呼唤“讲真话”的背后，是不讲真话作为一种现象普遍存在。不讲真话的表现，一种是公然撒谎，一种似乎是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比如讲空话、大话、套话，开口滔滔如长江黄河之水，其本质仍然是谎言。
提倡讲真话，就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表达真实的观点、认知和情感，使公众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展开互动。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对假话与真话作出理性评估，分析假话、谎言的成因与根源，弄清其作用的条件与规律，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讲真话扫清障碍。
假话挤占的言说空间有多大
说“假话盛行”，问题是谁在说假话?在很多人印象中，说假话的好像主要是两类人：商人在说假话，官员在假话。
《人民日报》日前公开征集“最反感的官话套话”，结果很多官场“流行语”、“习用语”入选，可见“假大空”的盛行程度。人们最痛恨的，正是官员与商人的假话，前者欺骗了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后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但实际上，绝非仅仅只有官员和商人在讲假话。
如果我们暂时停止道德义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假话与谎言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样东西，它甚至无善恶、是非可言。人不可能一辈子不撒一个谎，不对任何人说一句假话。一本研究谎言的名著封面上写道：“谎言是普世现象，从政坛精英到市井小民，从商界巨贾到谍海特工，它成为生活的潜在主线。”
人人都可能讲假话，不讲真话。但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与语境下，讲假话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一名应诊者被医院查出癌症，而医生向他隐瞒了病情，这种谎言是善意的、利他的。对假话、谎言进行分门别类，有利于我们作出加深认识，恰切应对。
一、谁在讲假话?讲话者的身份可能是：官员，商人，专业工作者，以及其他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类言说者，包括报纸、电视、电台、杂志、图书等各种媒体，也可能讲假话。
二、对谁讲假话?假话的听众也是有可能讲假话的那些人，包括普通老百姓、商人、官员、专业工作者，但听众中还出现了两个“新面孔”，即“非特定人群”和“历史”。对着电视镜头讲假话是常有的事，对历史撒谎也不稀奇。
三、讲假话的平台是什么?可以说谎的地方很多，有时候对地点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有关地方的统计与分类仍是有用的，不管说谎的空间分布有多大，其实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不同的身份说谎，“社会影响”不同，原因就在于其言说处于不同场合。普通老百姓偶尔说谎，社会影响限于私人关系链。专业工作者弄虚作假则涉及“科学”价值，商人说谎也常常涉及公共利益。而官员说谎涉及政府信用。传媒面向世界，传媒说谎等于欺骗全世界。“社会影响”大的，影响到公共利益，构成广义的“公共领域”。
现在使人们产生强烈危机感的，恰恰是官员、商人、专业人员以及传媒向公众说假话：政府统计水分太多，媒体报喜不报忧或者充斥空话、大话、套话，商业信息弄虚作假。
人们为什么说假话
现在所谓“讲真话”，首先是针对公共领域而言的，要求官员讲真话、听真话。这是不是说，政治、权力及其相关制度是谎言的一个主要诱因呢?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在其《谎言》一书中指出，与一般道德观念相反，有些谎言是利他的，虽然这类谎言绝不像说谎者自称的那样多;受骗者未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但“受众”也不是有权说破每个谎言。也就是说，人类并非在每个事件上都需要真话，真话并非永远都是“正面”而“实用”的。
效用决定了有人说假话、不讲真话，而效用分为利己与利他两种，但也有时候利己与利他兼而有之。有的谎言无伤大雅，予人方便予己方便，就是利己与利他兼得。事情的复杂性，导致谎言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泛滥，庸常的生活有谎言，政治、商业、文化、外交活动中有谎言，更不要说军事领域了。
保罗•埃克曼《谎言》一书的副标题叫“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点出了说谎的“重灾区”，这完全符合一般人的社会经验。商业、政治、婚姻领域的谎言不仅多，而且一般是反道德的，很多时候还是违法的。
虽然面对着道德、法律的外部约束，商业、政治、婚姻领域的人们仍然大讲假话，这当然是由谎言在相关领域的效用诱发的。商业、政治、婚姻领域的谎言收益大，但成本也大。商人说假话、做假广告，可以财源滚滚，但作为违法行为，风险也是很大的。政治上说谎，可以赢得选票，或者保住官位，但一旦被识破，政治信用的流失也会很快，甚至因此丧失政治生命。虽然成本高，但很多局内人还是惯于讲假话、说谎，原因是收益更高。
效用是社会性的，比如在婚姻中撒谎，目的是为了保住婚姻;如果人们不在乎婚姻，也就犯不着撒谎了。但归根到底，说谎的根子还是在人性。就是利他的谎言，也根源于人性。谎言的所有社会意义，最后都服务于个体内在的需要。从这种意义上说，不讲真话在时间上没有古今之别，在空间上并无国别之分。
没有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政体能够消灭谎言，各种制度与政体都能为自己找到说谎的道义支持。比如“民主国家”将“非民主国家”视为敌人，甲党将乙党视为敌人，而欺骗敌人总是合理的，于是“民主国家”欺骗“非民主国家”，民主党欺骗共和党。据学者研究，美国和前苏联在政治中都充斥着谎言，包括对外和对内两类谎言，证明了说谎是一种不变的人性。
但制度仍然具有规范作用，相对而言，不受监督、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扼杀自由思想与自由言说，通过“宣传”，使说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哈耶克说，宣传造成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在那里，政治正确主导一切，正确与错误的二分法凌驾于真假二分法。传媒本来是用来报道客观事实、供给真实信息的，现在却服务于权力的“一体化”理想，习惯于说假话。
哪些假话必须被制止
谎言与人性相始终，根深蒂固，但它与权力类似，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达到制约与规范的目的。相对于可能的硬约束，道德对权力与谎言两样东西都显得无能为力。
限制权力，理由是权力具有公共属性，我们不能任其所为。谎言具有“外部性”，影响了他人的判断与利益，不能想说就说。但谎言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大类，人们在私人领域说谎、不讲真话，其社会影响较小，适宜道德自律与社会自治;在公共领域，谎言、不讲真话影响巨大，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提起“讲真话”，人们很容易忘记它的特定语境，使它变成一般的道德诉求。在私人领域，人的道德处境可能足以克服说假话的冲动，因为喜欢说谎的人不受同事、熟人欢迎，甚至将婚姻关系推向危机边缘。而在公共领域，说谎收益巨大，“讲真话”如果是一种道德诉求，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空谈上。在这里，我们不能满足于倡导，而要制定游戏规则，并严格执行之。
一般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与权力有关、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而私人领域不仅指“私生活”，而且包括商业领域。由于商业领域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道德自律与自治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必须被纳入公共领域范畴。所以与谎言、真话关联的“公共领域”，应当是一个广义概念。此“公共领域”包括三个方面：政治与公共管理，传媒，商业。
虽然谎言可以挟人性“自重”，但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对谎言表示不快，限制、阻止公共领域的谎言。我们不喜欢不诚实的政治人物，虽然不是政治人物的每句谎言都不可原谅。政府发布统计数据和政策信息，必须真实无欺。假广告、假承诺可以为企业赚钱，但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对于这类谎言，我们不可寄希望于良心发现，更不能听之任之。
传媒，是社会的良心。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报纸、杂志是公众探讨问题、表达意见、监督政府的阵地，是“公共领域”本身。传媒必须讲真话，我们决不能允许报纸、电视、杂志说谎。
如何去伪存真
公共领域里的谎言必须被制止，让真话取得主导性地位。制止谎言、假话，最直接而有效的办法当然是立法禁止，让讲假话的人付出代价。同时，保护讲真话的人，使他们免于遭受打击报复的恐惧，谁实施打击报复谁就得付出代价。
这样的立法，既适用于商业领域，也适用于政府的某些方面。比如各国对政府统计活动进行立法，惩罚造假者，以保障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立法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总的原则是透明与真实;在刑法中设立禁止商业欺诈的条款，或者在其他立法中禁止虚假广告、虚假商品标签。
但法律是有局限性的，在很多公共领域，价值是多层次的，立法并非都能仅就真假的层次展开。比如在政治领域，诚信对于一名政治人物来说很重要，但讲真话也许是最低端的价值，甚至仅仅是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政治要实现的，是公平正义，还包括效率、国家利益等，讲真话重要，但不值得优先立法。
波普尔说，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虽然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人人都有权评判政策。所谓“开放社会”，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民主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人们不再趋炎附势，不必担心讲真话遭到打击报复，也就敢讲真话。没有一个国家立法要求政治人物时时处处讲真话，但在竞选机制下，一个政治人物如果说谎就极有可能马失前蹄，结果他真的开始自律了。
有人呼吁，要建立保护讲真话、防止打击报复讲真话者的制度。但这种制度是什么，是立法吗?立一个法在那儿，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打击报复的人来执行，这就陷入一个悖论。民主与法治互为前提，如果存在禁止说谎的法律，也只有在一种政治民主的条件下，它才会得到认真执行。如果仅有禁止撒谎的法律，而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法律就很可能被束之高阁。一个更加民主开放的社会，值得我们为之不懈努力。
讲真话的另一项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保障媒体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讲实话。民主需要媒体提供“信息”，民主政治需要无所不在的新闻监督。我们应当容许媒体报道事实、议论风生，形成一种多元竞争、生动活泼的媒体生态，显示我们在民主政治上的自信。反过来，多元竞争的新闻业提供“真话”，提供对政府的批评，不断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向前发展。
也正是在一种民主体制下，反说谎成为一种强大现实需求，一系列技术被开发出来。比如测谎仪，虽然其准确性尚存巨大争议，但迄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每年使用测谎仪已超过100万次，使用最多的依次是企业、犯罪调查和联邦政府，政府内部测谎的范围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支撑了制度包含的“求真”原则，也是对制度的持续构建。
在中国，可以持续加大对官员说谎的惩罚力度。比如可以借鉴国外，将“作伪证”扩大适用于公务人员的某些言说情形，比如对接受司法、纪检监察调查时，或者在人大常委会接受质询时撒谎，实行司法追究，至少作为给予纪律处分的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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