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于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来说，如何才能不“空谈误国”，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在实际工作面前，理论一向就有“抽象玄远、自说自话”之嫌，再加多年来学风和文风趋向浮躁，急功近利而缺少反省，使我们已经陷入了尽管新潮话语层出不穷，著作文章汗牛充栋，而面对“中国故事”却缺少“中国话语”的尴尬境地。有鉴于此，力促理论回归联系实际的传统，重造严谨求实的学风，不能不成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一个重要议题。
理论上“能力不足的危险”
文化之繁荣发展，其源头在于精神生产;而精神生产的制高点，则是理论创新。对于理论而言，不在于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是什么，而在于怎样研究;不在于资金投入是否递增减，形式是否多样，话语是否翻新，声势规模是否浩大等等，而主要在于是否不断有新的问题被揭露，不断有新的话题被讨论，不断有新的经验被提升，不断有原创成果被推出，不断有新的境界被发现……总之，只有能够抓住问题(当然是指真问题)，提升经验，回应实践，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或境界，才是理论工作的“实地”，才是务实，才不是空谈。检验的标准和界限就在于此。
因此，我们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专门研究国家大事、社会发展的理论工作者，要想不空谈误国，就不仅要有诚恳的态度和踏实的学风，而且要不断积累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能力，才能不辱使命。但目前的一个问题，恰恰是出现了理论上“能力不足的危险”。这种危险是否存在，不妨分析一个例子，即花费了很大气力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用它的成效来检验一下。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十分紧迫，意义十分重大，这一点已无须赘言。但是，知道一件事情的意义如何重要，并不等于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谛;更不等于你重视它了，你就一定会立刻找到正确答案，得到科学的结论。比如，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是要把握“核心”。打个比方：“核心”无非如水果的核，它应该是个“收拢起来一个点(籽)，种下去长出整棵果树”的东西。如果你把水果的皮、肉、柄、叶等都算进去了，怎么还能叫核心呢?这就是把握“核心与外围”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问题，非常需要有一定理论的高度和深度。
记得当年，邓小平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后，有些人却很难理解。他们主要是觉得，许多很重要并且经常提及的规定如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公有制为主体等，并没有包括进去……讲得“太少”了。
这种理解和认同上的障碍，就是因为受了表层思维习惯的限制，尚未懂得如何把握“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层次关系。目前对“核心与外围”的思考也是如此。如果你的思维达不到“本质”与“核心”的层次，你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胆识和智慧，去用最少的概念表达出最重要的思想。正因为如此，经过几年大张旗鼓的理论“会战”之后，我们也仍未能形成比较理想的表述。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一个以含有12个价值词的“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来“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思路。一些人就匆忙将倡导中的24个字当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式表述。津津乐道者有之，困惑不解者亦有之。然而据权威人士的解释，三个“倡导”本身并不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概括，而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提出，要通过“倡导”来“培育”，所以它采取的是一种“开放性的表述方式”。
权威解释还特别说明：“在当前认识不尽一致、观点不尽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表述是一种务实而明智的选择”。
总之已经说得很明白：“三个倡导”本身还不是“核心”，而是“原料”和“外围”，就像不是“种子”和“果实”，只是“土壤”和“果树”一样。个中的理论深意颇堪玩味。而一些热心人的匆忙解释，其实并没有在相应的高度上理解本意，反而显得过于草率、望文生义了。
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难道不是对我们理论能力的一个警示吗?
“路径依赖”造成的困境
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非那么神秘、复杂，以至于难以言表。且不说自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已经过了几百年，自马克思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以来已经过了一百多年，单就我们自己搞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如今也已经几十年了。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年，却说不出什么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岂不等于说，在这么多年里，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吗?
若真如此，那么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又从何而来?所以，无论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者圣西门等人来说，还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更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毛泽东、邓小平来说，肯定都不会容忍这样的结果。显然，“说不出”的困境，并非来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本身，因为这个过程的正反面经验，正好是我们反思和提炼的基础;问题很可能出在，我们在总结提炼时，所采取的路径和方法本身出现了偏差。
上述例子有一定代表性，可以提示我们对“有好的中国故事却缺少有力的中国话语”的原因加以反思。究其深层原因，依笔者看，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产或理论创新机制方面遇到了障碍。这种障碍，笔者以为主要不在于理论的资源和起点(社会实践)方面，也不在于我们的动力和目标方面，而在于从起点到目标的中介——路径上。如果对路径本身没有新的选择和创造，仍然沿用旧的、习惯的方法和路径去回应新的、富有空前挑战性的重大问题，结果必然不得要领，甚至南辕北辙。这就是“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困境。理论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理论思考的路径依赖，即一切从本本(洋本本、古本本、还有当下的官本本)出发的学风，还严重束缚着理论思考的头脑，导致哲学知识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远远跟不上时代，使理论工作者的精神状态趋于浮躁和僵化。喊口号容易讲道理难。越是迫切需要做理论提炼，就越是考验理论思维的能力。但一些理论工作者或者不知道什么是理论，或者不愿钻研理论，往往把政策和口号当作理论，只热衷于宣教而轻视研究，既不关注中国人民的实践和命运，也不联系当代世界复杂变幻的实际，无意或无力在理论上发现和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只是盲目追逐热点，一味跟风造势，将“短、平、快”当作优点，争相推举“显学”，实际上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有力话语。
另一个是精神生产体制的路径依赖，即对单一行政化管理方式的依赖。所谓行政化的路径依赖，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整个精神生产领域，也像过去的计划经济一样，从生产任务提出，生产目标和标准确定，到资源配置、过程监督，直到产品验收和分配，都依照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格局，沿着“自上而下”的次序和渠道去组织管理，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包办体制。
目前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体制仍在沿袭这样的路径，从提出和确定选题(发布课题)开始，到选择研究主体、分配资源(审批项目)、监督研究过程(中期检查)，再到收取、评价(结项、发布、传播)成果，均由相关党政部门主持，总体上是“计划经济式”的、自上而下地实行着。虽然近些年来也有部分环节吸收了“自下而上”的因素，但大都仅仅停留于技术补充的层面，未能从实质上改变原有的体制。
摆脱违背精神生产规律的倾向
目前在“体制内”由于行政化的导向本身急功近利、重宣传轻研究，并且总是依靠资源的分配来调控和保证这种导向，在实践中就已经出现了“以现实的利益链取代基本科学规范”这种根本违背精神生产规律的倾向，导致精神生产力萎缩，真正高端的理论人才和成果匮乏。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熟表达，原本应该是由它的创建者和实践者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提炼和表达出来。而当“提炼”作为一项任务，通过特定的行政系统下达，并且任务本身还附加有多项(内容、范围、依据甚至字数)具体限定的时候，它就像是一套自上而下的“规定动作”了。
于是我们看到，越是完全按照“规定动作”去做，提炼者们就越是容易忘记社会主义理想的先驱，越是容易离开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越是容易忽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而是从当下的感想和愿望出发，力图物色或创新出一批符合规定的“好词”来，自我欣赏。结果是脱离实际、层次含混、漫无边际的“绝妙好词”堆集得越多，就越是难以找到它们的核心和实质。
上述两种路径依赖的共同结果，是造成了学风的浮躁和僵化，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的精神生产力和理论创新力，不利于创造富有活力的土壤和氛围以培养和造就新型的高端学术人才和成果。
因此，如何摆脱理论和体制两大路径依赖，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当然，要摆脱这两种路径依赖都不大容易。但一般说来，摆脱前一种路径依赖，应该说是理论研究和精神生产自身发展正常的、必然的趋向，只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在，只要研究者的责任和良知还在，那么在其引导和推动之下，学风终将改变，这种趋向就或迟或早总会变成现实;而要摆脱后一种路径依赖则很不容易。因为行政化的路径依赖本身是体制性的，它不仅有现实的权利结构作为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已经习惯成自然，根深蒂固了。对此只有从结构和体制的改革入手，理顺精神生产领域里的责权利关系结构，让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实践和历史负责成为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的切实利益导向、评价标准，才能为学术发展、理论创新奠定基础，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
(作者为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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