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却也含有一些引导人“造假”的元素，如孔子身体力行的“春秋笔法”，其要旨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兵家倡导兵不厌诈，《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普通百姓鼓吹“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如论不说真话风气的始作俑者，官场恐怕难辞其咎。
官场话语中，有真话，但也有不太真的话，包括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格式化的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更有颠倒是非的假话和指鹿为马的谎话。
官场上官员不说真话，动机、心态各异，或出于对权力威慑的畏惧，或出于对名利的追逐，或出于对奇迹与理论的迷信。当然，三者之间存在很紧密的联系。
官场上不敢说真话，
源于专制强权的制度
中国历史上敢说真话的知名人物，一个人是司马迁，因在朝堂上为李陵说了句真话，惹得武帝大怒，被处以宫刑。另一个是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嘉靖而被罢官。
不说真话，或者尽量少说真话，即使不得不说真话也要说得委婉动听，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那些为天下计、为众生计，刚正阿直的官员之所以不敢说真话，根本上源于专制强权的制度。
秦始皇灭六国，开始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从此，文化专制成为历代王朝的常态，不能容许“是什么，就说什么”。
“实事求是”与专制制度格格不入。殷海光指出，如果“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话，那么大家就看清楚了外面的世界，看清楚了自己所在的痛苦环境，看清楚了独裁极权者的真相。这样一来，独裁极权的魔术就耍不成了。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防止和杜绝实话实说，是专制独裁者生存的第一需要。
所谓逆耳忠言，多是君王或皇帝不喜欢听的真话，中国历史上昏君或暴君非常善于让那些讲真话、说实话的臣民不得好报，甚至不得善终。基于趋利避害的利益考量，官场中人或粉饰太平，无视“房间里的大象”;或避重就轻，得过且过，明哲保身。不说真话的风气愈演愈烈。
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中所说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可谓帝制时代的常态。明末陕西农民王二起事后，各州县民变蜂起，当时陕西巡抚胡廷宴最讨厌听到接连不断的民变报告，让兵士打各州县报信者的屁股，斥责他们夸大其词，说这些无非是没饭吃的饥民而已，抢掠到明年春天，他们自然会停止。这种处置方式看起来荒唐，但符合当时陕西地方官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忠诚来替朝廷主动安抚或剿灭零星民变，而且太主动很可能卖力不讨好，被政敌抓住把柄。最保险的方式是粉饰太平，当“维持会长”维持到自己卸任，后任者是不是面临洪水滔天，则与他无关了。
民国初年，袁克定为了自己能做太子，不惜办一份只印一张的假《顺天时报》，蒙骗父亲袁世凯，让他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新中国成立后，说假话成为一种不良社会风气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鼓励知识界说真话，勇于批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足之处。结果等大家遵照最高指示大胆说了，却被以所谓“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罪名而落得家破人亡。“反右”运动中，官方统计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从此“歌功颂德”、“奉承拍马”之风开始盛行，甚至进一步发展为“浮夸风”，造成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重大社会事故。1959年反彭德怀以后，党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民主风气几近荡然无存，专制文化残余的影响越来越大，“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空话，“战无不胜”之类的假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类的吹捧，甚至“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之类的谬论横行一时。
经历“文革”“洗礼”，季羡林先生到耄耋之年，秉持“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被那个年代良善之人奉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在巴金看来，中国的特定政治环境下要做到“讲真话”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在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可以保持不说假话。巴金晚年，五本《随想录》成为要求作家讲真话的标志，以及作家讲真话的范本。
为了出“政绩”，不惜骗与瞒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举国上下开始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拉开拨乱反正的序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官场上因畏惧强权而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假话少了，但是，不说真话、不说实话的风气依存。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新形势下虽然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弘扬，但专制制度的影响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官员升迁的秘诀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得到领导的欣赏和栽培”。
为官出“政绩”，“政绩”出官。为了仕途“上位”，讨巧，作秀，走捷径，统计数字“注水”，空话、大话充斥文件、会场，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挂在嘴巴上，落实时却丢到脑后，说一套做一套。上面刚部署一项工作，下面很快就出“经验”，登简报，求批示。借媒体造势，为自己树碑立传，工作没做怎么样，就安排新闻媒体重头报道，充斥溢美之词，或请人操刀为其编书，请名人题词，请领导作序。真可谓“千古假话无定论，花样翻新说出来”。
个别官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名声、不破坏上级对自己的印象，甚至打压负面新闻，打压民间声音，捂盖子，隐瞒真相，为行使舆论监督之责的新闻记者设置重重限制，不惜人力、物力、财力进京截访。彭水诗案、进京抓记者案、彭帅案等因言获罪的事件接连发生。“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这话是当年闻一多先生说的，放在对今天因言获罪的讨伐上，依然适用。
在网络时代，官员隐瞒真相的做法越来越受到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的挑战，但中国依然存在官方、民间两个并不兼容的舆论场。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说，这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前者以正面消息、“希望新闻”为主，多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GDP增长，国家实力提升等;后者则充斥不平不满，丑恶和黑暗。这种不正常现象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官方舆论场还不能理直气壮地说真话。
讨上级欢心是一些官场假话的主要出发点。有篇文章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局长退休，单位开欢送会，一人指出局长念错了一个字的读音，局长纳闷：“我一直都这么念，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啊?”周围人说，以前指出怕局长不高兴。局长感慨：是啊，以前哪个敢说局长念错了字!除非他不想在单位混了。据文献记载，中国某位高级领导人去某国进行访问，有一项安排是到该国伟大诗人哈菲兹的陵墓参观。当地有一个风习，到该陵园后，拿出哈菲兹的诗集，任意翻开一页，指出一句话，从该诗句的含义中占卜吉凶。中方外交代表机构的专门高级翻译得到随访工作人员的指示：不论领导指的是哪一行诗句，只准译成：“心想事成、健康长寿”。
对奇迹与理论的迷信
官场上不仅盛行假话，还盛行大话和空话。所谓大话，就是言过其实、好高骛远、夸夸其谈，好大喜功;所谓空话，就是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没有调查，了无新意。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长达数千年，工业化的历史还相当短暂，而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一个不好的文化传统就是缺乏理性思维，对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相信奇迹，也渴望能够使自己和国家命运一夜之间就可以发生根本改变的奇迹快些发生;另一方面，中国与来自西方的文化接触的时间又过于急促，人们容易产生对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各种理论与学说的盲目崇拜与迷信。这两种思维定势反映在官场上，就是大话和空话。
“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是刘备临终前对马谡的评价。但在大跃进时，官场上似乎盛行“言过其实，必得大用”。这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将中国官场吹牛撒谎的传统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由万斤迅速蹿升到几十万斤。
官场大话盛行的基础就是小农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向往激动人心的目标、期待惊天奇迹发生的心态。王蒙在《天机中国》一书中说：“谬误确实有时候比真实更强大。谬误是断了线的风筝，是飘上高空的气球，是万丈浪花，弹指间就可让它发生巨变。它有更多的扩张、想象、神奇、不凡、壮怀激烈，它要求着也派生着高超、胆气、苦撑、硬顶、轰轰烈烈、瞪着大眼睛迎接灾难。而务实太普通，太容易被认同，有时候太让人扫兴。说咱们国家三年超英五年超美，这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与热血沸腾;而说我们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建设一个小康社会，这有多么平淡。说立马要搞共产主义了，这是多么雄伟;说几代人搞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有多么扫兴……”令人惋惜的是，这种心态，这种作态，至今远远没有销声匿迹。比如说，所谓的“重庆模式”，无非是变相的“一夜实现共产主义”。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否则就会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即使是好的理论，也只能为行动提供些参考意见，本身代表不了实践。故萧乾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邓小平同志说的更为经典：“世界上的事情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吃过迷信理论的亏。中央苏区时期，由于过于看重理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导致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列理论词句的王明、博古等人占据领导地位，中共唯“共产国际路线”是从，毛泽东屡受排挤和打击。要不是毛主席咬紧牙关在延安窑洞里奋斗多日写出《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提出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照搬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遭受挫折。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有知识精英向往西方世界，更有人力图用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多亏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才没有听从“自由女神”的召唤，步苏联东欧的后尘，走上自我矮化和毁灭的道路。
今日官场上对理论的迷信主要表现在说空话上，其表现形式包括严重脱离群众和实际，纸上谈兵，照本宣科，热衷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但在今日官场中，许多握有决策权和领导权的人，没有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没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更多实际情况，在不同思想交锋交融中形成正确的判断，需要的时候不得不以废话、套话、空话支撑场面。
看来，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有必要重温巴金老先生的主张，“大家都说真话，国家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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