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社会另一个带有趋势性的现象就是改革议程的重启。在过去十年间，改革已死成为社会多数人——包括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人士——的一个共同判断。与此同时，围绕着社会需不需要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分歧和争论非常大，甚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不仅秉持不同思想和主张的学者之间对改革毫无共识，就是民众和知识精英之间，对改革的认识也毫无交集。所以，改革话题在舆论和思想界的讨论看似热闹，但改革实际很寂静，官方推出的于社会长远发展有利的改革举措基本阙如。社会对改革已显疲倦。这种状况直到十八大新的领导机构产生前，一直如此。
社会之所以对改革呈现截然不同的评价，以及改革在民间一定程度的污名化，与中国改革采取的方式、策略及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利害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1978年，改革在中国开启时，由于起点低，社会普遍贫困，所以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和支持改革，因为大家的判断是，无论怎么改革，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改革不可能变得比现状更坏;换言之，由于国家处于赤贫状态，改革只会使多数人受益。事实也是如此，改革首先使当时占社会多数人口的农民摆脱极度贫困和行动受禁状态，社会初步呈现出生机和活力。理论上说，这是一个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从实际的利益增量来看，除文革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外，每个人的福利都有大小不等的改善。而这极少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可以忽略的。那是中国改革史上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从时间上看，大约在1987年前后结束。之后随着双轨制改革策略的推进，社会开始出现初步的利益分化，早期的既得利益者已经出现。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社会掀起了新一轮改革热潮。此时的改革，增量改革的路径还在延续，同时，由于社会的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更多的是对内开放——在加大，改革红利继续释放，社会多数人在改革中也继续受益。但这一阶段的改革，还有一个特点，即改革开始向存量推进，国企改革被提到社会的中心环节。从国家来说，抓大放小成为国企改革的战略;从企业来说，“破三铁”和“一卖就灵”成为改革的主导模式。那时候，大批国有企业以经营不善为由快速地私有化，许多国企的工人被国家粗暴地“买断工龄”，以很少的补偿甚至没有补偿抛上社会，进行所谓“再就业”。中国改革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波受害者，这就是几千万国企工人，而原国企的管理层和少数官员成了这轮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此一阶段的改革大概延续到2000年前后。2004年发生的郎顾之争及随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大讨论，虽然引发的具体诱因是科龙改制，但远因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郎顾之争勾起了人们对在这场国企改革中被无情抛向市场的痛苦回忆，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支持郎咸平并积极参与大讨论的原因所在。国企改革大讨论一直延续到2006年。这是新时期第一次就中国改革方向进行的全民大讨论，知识精英在这次大讨论中首次受到民众的质疑，并不能垄断话语和舆论，改革的正义性也开始受到民众的怀疑。中国实际的改革进程也在这次改革大讨论中受到影响，许多原来在推进的改革，比如管理层收购此后被停止和约束。
尽管官方在2000年后继续推出一些改革措施，但一方面，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发展及多数人有益的改革政策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许多以改革名义推出的措施，或由于认识的错误，或受到初步壮大起来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实际实施中，露出了其“狰狞”面目，让社会中的多数人，包括初步生成的中产阶级，感到利益受到威胁。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领域。客观地说，改革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经济领域，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要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推进，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对于我们来说，由于基本的社会制度没有建立，全面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后果，就是把原来享受这些福利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作为改革的对象，致使他们在这波改革中利益严重受损，从而使他们成为改革的反对者。这批人主要是社会新兴的中产阶层。而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此时已变成公务员阶层和垄断行业的管理者及部分职工。
改革到此已处于历史的拐点。原来为普通民众带来利益增量的改革，由于民营经济的普遍不景气，其继续释放红利的空间有限;与此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存量改革的范围不断扩大，遇到的利益障碍越来越多，越来越坚硬，包括中产阶层在内，更多的人不能从改革中得益，改革的合法性也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这导致早期社会建立起来的改革共识已破裂。官方倡导的改革事实上不能不停止，历史在等待做出选择。重庆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并受到社会关注和普罗大众支持的。
薄熙来打造的重庆模式许诺减少贫富差距，并通过政府强化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让民众感受到实际的好处，薄在重庆搞的这一套是要在目前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试图为中共寻找一条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均富之路，从而为共产党重新寻求合法性，并使自己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应该说，薄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如果没有后来事情的发生，重庆模式也许会成为中国的选择。这是包括左派学者在内，人们为什么会青睐重庆模式的原因。但重庆模式却凸显了中国改革的尴尬，在重庆模式的光芒下，现行改革受到了人们的极大质疑。
薄的贪腐和专权及其他方面的违纪行为揭开了重庆模式在光芒下掩盖的阴暗面，重庆模式因此失去合理性，这为改革的正名及重启带来了希望。两会之后一直到十八大，中国思想界的主题就是围绕着薄的倒台反思重庆模式为何能够赢得人们的支持，改革如何走出污名化困境，怎样推进真正的改革?反思的结果是，改革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和领导人的专权，厉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
胡锦涛的“7•23”讲话和十八大呼应了社会的改革要求，报告对“五位一体”和党内改革的部署给了人们以希望，尤其在限制政府权力、反腐败和法治建设方面，相比过去有所突破。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将改革和反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和更重要位置。习李在不同场合对改革的强调，政治局出台的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新规，经济工作会议将改革作为2013年六项工作之一及提出要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还有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将深化改革作为主题及习总结的五条改革意见等，都说明改革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部署和推进。从社会层面看，大众和舆论也对习李的改革号召做出了积极回应和支持鼓励，相比年初及之前对改革的否定性评价，无论是民间和官方，主基调都是高扬改革的旋律。当社会已不再是一般地呼吁改革，而是谋划如何推进改革，可以说，在2012年，改革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第三波改革的浪潮已经开启。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