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发生过很多除旧布新的博弈，《中国青年》杂志的复刊风波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青年》是共青团中央的主办的刊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1966年文革开始，这个刊物停办了，不久共青团中央也停止了工作。1978年5月，《中国青年》决定复刊。当时团中央的领导机构是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复刊的具体承办者是关志豪主持的编委会。关志豪在五年前曾向我讲述了复刊的经过：
计划复刊的日期是1978年9月11日。他们紧张地组稿，开印之前，给团十大筹备组送了清样，经分管领导邢崇智等看过，开始印刷。杂志印出来以后，又给党中央政治局送了样刊。一两天以后，团的十大筹备组突然来电话，传达汪东兴的意见，说这期刊物停印停发，发出去的要收回。理由一是说没有华主席的题词，二是说没有毛泽东的三首诗词，三是报导的典型韩志雄有问题。汪东兴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宣传工作由他分管。关志豪觉得汪东兴可能是对创刊号上批评现代迷信的言论有意见，于是提出这三条理由。他想来想去，感到接受不了这个决定，就召开编委会，商量怎么办。他说，华主席题词我们不是没有请，这一期的封面，就是《跟随华主席进行新长征》，是很突出的。当时华主席在罗马尼亚出访，我们复刊时，他的题词没有来，但是叶帅的题词9月2号来了，聂荣臻的题词8月28号来了。我们还登了毛主席过去给《中国青年》的题词。说韩志雄这个典型有问题，我们跟北京团市委联系过了，北京团市委说韩志雄没有问题。他在四五运动中因反对四人帮被捕，已经平反，是英雄，不是罪犯。商量的结果，大家决定以编辑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各位主席、副主席写信，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团的十大筹备组坚决不同意申诉，副组长胡德华给关志豪打电话说：“小关，现在是考验你的党性的时候了。”关志豪回答：“对，现在是考验每一个党员的党性的时候。”他认为，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反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什么党性。你不考虑人民性，你的党性什么意思啊?但他没有明说。只是坚持把申诉信送上去了。其中有一封，通过叶帅的秘书，直接送达叶帅。
9月14日，团十大筹备组通知：你们晚8点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杂志社组长以上的干部都来。关志豪想，肯定是汪东兴要召见了。他坐上面包车和大家说，不要着急。当时，已经有70万份杂志发出去了。
进了人民大会堂，座位分两边，《中国青年》杂志的人员在一边，按职务顺序排列，另一边是团的十大筹备组组长韩英、副组长李海峰等人。晚上8点整，汪东兴进来了，还带着8341部队的两个人。坐下后，汪东兴第一句话就问：“关志豪，是你的威信重要，还是中央的威信重要?”
关志豪说：“当然是中央的威信重要了。”
汪东兴问：“那为什么我提的意见你们不听啊?”
关志豪说：“东兴同志，不是我们不听，我们有难处啊。华主席题词我们请了，我们复刊的时候，华主席的题词还没来，所以来不及了，我们只好用叶帅的。”
汪东兴说：“什么来不及啊?等半个月也没关系嘛，事在人为。”
这时，韩英等人也跟着批评关志豪。来自大庆油田的李海峰说：“你办杂志，群众提个意见你还要听吧?何况是汪副主席提的，你们怎么能不听啊?”
这个会从晚上8点，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1点。当时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的几位成员认为，是《中国青年》犯了错误。
但到会议的最后，汪东兴说：“这个刊物呢，还是让你们发。华主席的题词，我可以给你们去请，毛主席的三首诗词，你们也要加进去。”
关志豪一看是这个结果，当即表示：“汪副主席，这个我赞成。加可以，撤稿子我们实在有难处。”
团十大筹备组的几位负责人，也没有想到汪东兴会批准刊物的发行。
那天夜里，《中国青年》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没有睡觉。社会上传说，《中国青年》的主编被抓起来了，他们准备去支援。关志豪事后说，你们不要来，不要帮倒忙。那一晚上开会的方式和气氛，以及最后结果，在以往的党内生活中是罕见的。关志豪事后得知，是他们给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的信起了作用，几位老一辈领导人支持复刊号在全国发行。当时，已经有人把杂志贴到了西单民主墙，社会上也有人提出：“这么好的刊物为什么不给发行?”
按照汪东兴的意见，《中国青年》复刊号增补了华主席的题词和毛主席的三首诗词。他们动员全体编辑部的人员去印刷厂，把赶印的题词和诗词加进去，但是一篇文章也没撤，他们坚持了这一条。这期杂志印了270万份，读者争相购买，一抢而空。杂志也火了起来。后来，在民族文化宫办的舞会上，邓力群见到关志豪就说：“小关，你好啊，一出马就打了个胜仗。”
事情之后，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的几位负责人也感觉，关键时刻对《中国青年》杂志的态度不妥。本来要从外地调干部来当社长，让关志豪当总编辑。他们这时决定，由关志豪担任社长兼总编编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汪东兴从政坛淡出。韩英率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吸收关志豪参加，后来又提名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一场风波，就这样有惊无险过去了。
在现实生活中，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如何正确处理和媒体的意见分歧，仍然是一个经常面对的问题。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已明确地规定了出版自由。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就是化解矛盾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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