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3年的六大任务，其中一项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领导层之所以把新型城镇化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主要是从扩内需的角度考虑。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启动内需是关键。而城镇化普遍认为是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因为中国目前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35%，而世界平均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以上，发达国家更是高达75%以上。所以，城镇化被看作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既然是大战略，就不能仅仅从战术的角度来考量和规划城镇化，重走过去只是简单进行城市规模扩张，着重于土地收入、房地产和GDP的造城运动，而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一般认为，新型城镇化指的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它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由此来看，新型城镇化不能以剥夺农村，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谋求城镇的进步，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含义。迄今为止的中国城市化一大教训是，城市化政策客观上对农民造成了双重伤害。微观上政府似乎一直在关注农民、农村、农业，但政策实施的结果却在客观上、结构上造成了农村的双重伤害：一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一共向城市输入了2.4亿初中学历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但是这些人到了城市以后，没有和城市同等市民处在同一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拿到的报酬却大体相当于城镇同等人群的一半。三十多年下来，人们发现剥夺了数亿农民的青春年华。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圈地化，把农民赶上楼，剥夺了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有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26%，但是中国的城市面积扩张了50%。目前除了一线大城市人口密度比较高以外，全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密度，这就是圈地的原因。
今后的城镇化不能再走这条路子，必须做到城乡融合和互补。为此，当前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剥离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实现人口的自由居住和迁移，做到凡是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法定时间的所有人口，都有权享受同一城市均等和公平的公共服务，并且不得有原住民与新住民不同身份的制度性歧视;同时，改革土地、地方财税和住房制度，让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有体面的家庭和能够团聚的安居住房。
为了稳妥积极地推进户籍改革，从中国城乡实际情况出发，可以采取梯度推进的方式，先将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户籍放开，在这些地方，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和居住，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为放开大城市的户籍做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对条件是否具备的规定，由中央来确定，只要城市基本条件具备，即放开户籍，而不必等所有条件都具备。另外，户籍改革必须制定一个时间表，什么规模的城市到什么时候必须放开入户限制，要有具体规定，鼓励城市提前开放户籍，通过时间表来倒逼城市创造条件，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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