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分两类，一是官办的社会组织，像工会、共青团、妇联、作协、红十字会以及各类由部委转制而来的行业协会，前面几类实际是党的外围组织，它们都具有官方身份，把它们归为社会组织其实不妥，因为它们不但有行政职别而且具行政职能，实际行使政府权力，各类行业协会则是所谓的二政府或准政府，因为它们一般也赋予了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其主要领导也具有行政级别，或者是由退休的领导兼任。二是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各类企业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它们不像企业那样生产有形产品，但提供服务，不过主要是面向企业提供企业所需的服务，包括为企业争取政治权利。三是各类为社会服务的民间组织。这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私人产品的民间组织，像各种同学会;一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组织，像各种慈善和环保组织。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是指后两者，尤其是后者。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严重缺失，不仅数量少，更是功能不足，发挥的作用有限。
对中国来说，社会改革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公民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需要政府改变治理方式，减少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自我管理，壮大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建设，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反馈机制，强化对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以使政府的决策更好地体现民意，平衡各方利益。
之所以强调需要放权于社会，让各种民间组织发育壮大，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弱社会本身并不利于政府。一个社会自身太弱，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固然能够体现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但同时也要求政府负起相同的责任来。政府一旦不负责，或者努力也没做好，百姓肯定就会埋怨政府，政府失信多了，对政府的公信力就会造成损害，甚至酿成合法性危机。所以，培植社会组织，把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组织，不但有利公民，也是为政府减负和分忧，使政府能够专心于在其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做强做好。这其实是在帮政府。
不过，在强调政府放权于社会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们缺乏自治传统和实践经验，现实中的各类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功能有限的情况较为普遍，即使政府想将一些不适合自己承担的职能转移出去，却极可能找不到理想的社会承载主体。这既是政府长期包办社会事务的一个恶果，也是进一步强化政府职权的一个因素。有鉴于此，政府必须注重对各类社会组织的涵养，对它们给予必要的培育、扶持和规范。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好。许多政府部门往往用管理下级的方式去管理各类社会组织，或者把社会组织看作异类，约束、限制其发展。
故培植社会组织，亦需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即不能把社会组织看作异己，敌人，专门和政府作对，抱此种思维，非把社会组织管死不可，应该把社会组织看成朋友，是政府共同治理的伙伴。
正反经验表明，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现代国家，现代政府，应主动向社会力量分权，开放公共空间。权力的垄断不是那么美妙的事情。2013年，政府应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引导，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与社会建立伙伴关系，构建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新格局，以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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