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温主政的1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急速膨胀，两三年一个台阶，轻松地将西方主要国家甩在背后，直至2010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与此同时，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先后陷入危机中至今四年，虽然目前危机的程度有所减缓，各国经济有所恢复，但要完全走出危机的影响，重新恢复经济活力，重现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则还看不到多大希望。尽管中国在2012年经济也出现了很大困难，有很多挑战和问题有待化解，然中西这种力量对比的趋势看来不可逆转，此种背景下，有关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与争议在2012年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对中国模式的关注肇始于美国学者雷默。此公七年前提出的“北京共识”反馈到国内，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趣，并很快在学者中对这一概念产生了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存在中国模式，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看法。中国模式的倡导者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根源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极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并提出了中国模式的一些特征，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等。反对者则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并未有什么独特性，它不过是东亚曾经有过的政府主导性发展模式的翻版或升级版。
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主要限于学术圈的左派，从中国政府角度来说，则明确否认中国存在一个所谓的发展模式，而力主一个中国道路。
例如，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问题，他肯定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概括这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四，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政府，包括越来越多的学者不赞同中国模式，而选择中国道路的原因在于，模式一般趋于定型化和可复制，偏重它的横向结构，凸显它的制度和政策刚性，在目前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提中国模式有对外输出中国发展经验，同西方竞争的意思，事实上，一些学者就主张发展中国家复制中国模式，替代西方;而“道路”则重在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偏重它的纵向过程和发展弹性。如果说，模式是一个完成式的话，道路则是一个进行式，因此比较而言，中国道路的提法显谦虚和中性一些，以减少西方对中国发展意图的猜忌。
无论中国模式也好，中国道路也罢，对它们的讨论在2012年达到一个高潮，这跟薄王事件所导致的重庆模式失势，及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关。
严格地说，最近几年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一个隐含的参照系就是重庆模式，在一些学者那里，中国模式实际上等于重庆模式。众所周知，一批学者主要是左派学者曾经对重庆模式赞誉有加，认为重庆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只要沿着重庆之路走下去，就有希望，中共将能重新赢得人们的拥护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也有望实现。因为重庆模式的几个特点——政治上一人专权;意识形态上全面向左转，回归毛主义;经济上发展民营经济，同时引入外资;民生上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全面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中国当下之需。当然，重庆模式的第一点鼓吹者并未明确讲，但这正是重庆模式的核心和灵魂所在。正因有了薄在重庆的专断，才形成了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此而言，重庆模式是成于斯也败于斯，随着薄的倒台，重庆模式必然销声匿迹。
重庆模式虽然不存在，并不表示构成该模式的一些因素和土壤也消失了。薄所代表的，不是只有民粹主义可以涵括，而是确有不少人，支持其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平衡贫富不均、照顾弱势地区、提倡公平正义、学生下乡服务、发展国家资本等。这些政策本身说不上好与坏，我们也不应因人废食，但显然问题也在这儿：是什么样的社会矛盾，才会让这些政策得到发展?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不满可以扩散?是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让文革式的思潮得以回流?如果不解决这些矛盾，中国会不会产生下一个薄，出现另一个重庆模式?
十八大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所以提出既不走西方的邪路，也不走极左的老路，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十八大以中共政治文件的形式，抛弃了中国模式的提法而选择中国道路的提法，并对中国道路重新进行了阐释：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将它的特征概括为八个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十八大自信地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笔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赞成有个中国模式存在。正如丁学良所说，中国模式有三个支柱，一是列宁式的不可挑战的一党执政，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三是受管制的市场经济。它们组成了一个三角支柱，共同支撑起中国模式。从世界范围看，这一中国模式确实独一无二，一些国家或许具有这个模式中的一个或两个要件，但完全具备三个要件的国家没有，所以，它也就决定了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其他国家想学这个模式，都不可能，国内条件不具备。这样的模式只有在中国这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才能形成，正因为此，该模式的成本也无法转嫁出去。丁就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四大成本”，即“被相对剥夺的弱势群体”、“环境生态的破坏”、“体制性的腐败”以及“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既然成本转移不出去，内部也消化不了，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就成了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重提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
发展方式的转型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使中国模式转变为中国道路。道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可以随时调节。其实，从中国财富的增长来看，它确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是在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下，国家放权于社会、民间、企业和个人，使后者最大程度地获得了经济自由的权利和一定的政治自由，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热情和致富欲望;并给地方政府很大的市场空间，使它们成为类似于市场主体的竞争者。中国道路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法制的健全，应减少后者，而张扬前者，赋予大众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遏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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