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
“十八大”报告把党风建设与反腐防腐联系到一起来，提出“反腐倡廉”必须“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本文拟从儒家学说出发来分析一下党风、社会风气建设与反腐的关系，试图说明：当下反腐的首要任务莫过于“正人心”，而有些“制度反腐”之说流于皮相之见。
在众多反腐的观点中，最有名的观点是主张“从制度上反腐”。持这种立场的人多认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如果没有良好的防腐制度，仅靠一时的动员(比如政治动员)，未必能长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诚然很有道理，但是细想之下，却又似乎不着边际，无从下手。首先，我们都知道，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于人来运行。我们也都知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人际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很多贪官一开始并不想贪，但是在人情、面子的强大压力面前，他们也不可能“六亲不认”，于是被亲友和各种关系拖下了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有人把“分权制衡”当作解决腐败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家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控制;为了保证和保持各自的利益，这几个利益集团在互动中达成默契、在张力中相互配合，共同操纵全民经济，一起垄断贵族特权，合伙瓜分国家资源，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结果，腐败反而成了正常制度范围内永远解决不了的“毒瘤”，因为你总不能反对“民主”和“法治”吧?据笔者所知，这种现象在包括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
不是说，不需要制度监督和权力制衡。只是，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概念画饼充饥。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从“正人心”做起。“人心”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化在社会整合方面不适合于西方那种制度至上的形式主义;即使再优良的制度，也可能被“人心”和“世风”弄得千疮百孔、彻底失灵。从“人心”、“世风”的角度来分析腐败根源，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罕见，但在中国古代学者中屡见不鲜。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上给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重点分析了为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榨起”。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即所谓“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像“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如果不从改变风气着手，盲目相信严刑峻法，那就和秦朝统治者一样，在不自觉中沦落为“废德任刑”的法家式治理，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他说：
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进行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贤良对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了四条：义利颠倒、均寡失衡、任人唯亲、太学不立等。其中义利问题涉及社会价值导向，均寡问题涉及财富分配不公，任人唯亲涉及官员选拔制度，太学不立主要指贤能培养制度。下面结合现实略加分析一下当今中国人心不正、社会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社会富起来。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当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各行各业，包括学校、银行、媒体、地方政府等统统刮起了一股盈利创收之风，其中很多都是明显的违法乱纪。为什么许多政府部门或机关明目张胆地非法创收呢?原因很简单，现在社会上都以金钱作为价值标准，国家公务人员也是人、也有社会关系，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大环境的压力太大了。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中国社会，制度的力量终究不如风气的力量大。“义利关系”不明，可以说是今日中国“一切向钱看”风气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今天全社会空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主因之一。这个“利”，并不限于金钱和财富，还包括一系列功利性指标，体现在对政绩、对个人成就等的衡量上。而所谓“义”，尽管含义很多，但作为“利”的反面，应当以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旨归。因为社会的正义，终究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来。然而，“义”并不必然与“利”对立，而是应当主导“利”的方向，使之有利于实现人性的价值和尊严。
改革开放以来，官商官倒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它们之所以引起民众的极大关注，正是由于人们在私生活中把官员当作了榜样。当权贵们与民争利时，下层人无权无势，他们发现用正常手段永远竞争不过权贵，只能采取非正常手段，那就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当财富分配不公时，就会有一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保护富人而设，于是法律的尊严在他们的心中一落千丈，违法不再可耻，犯罪可以光荣。事实上，丧尽天良地坑害他人，也是他们发泄心中不满、报复整个社会的渠道之一。这就是董仲舒所谓“刑罚日繁而奸邪不可胜计”的原因。由此可见，与民争利和分配不公，会导致人们良知的湮没，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
除了义利不明、均寡失衡外，另一个导致今日风气败坏的重要因素就是“文革”。“文革”留给今日中国的最大遗产之一是人心之乱。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迫害这一事实，同时意味着大量虚伪、奸猾的人得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心取向起重大作用的文化中，正直、善良的人代表着大众的良心、社会的良知。打击人品正直、敢说真话的人，就是打压社会正气，导致人们良知的湮没和道德的堕落。相反，提拔人品正直、心术端正的人，就是伸张社会正气，从而唤醒人们的良知，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引导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古人所谓“贤能”，按汉人的说法应称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武帝本纪》);因此“贤能”的标准不是听话，而包括敢说真话、敢于谏诤，孔子曰：“古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孝经》)。
任何一套体制运行一段时间后，都会形成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和根深蒂固的人脉系统，极大地壅塞人才的发现和升迁之路。加以小人阳奉阴违、玩弄权术，君子不谙世故、不事攀附，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易通过正常渠道被发现。正因如此，古人发明策论、举荐以及科举等办法，让那些没有关系和后台的人，可以因为真才实学而一举成名、平步青云，粉碎裙带关系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臣贤相、大才硕儒，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脱颖而出。然而，现代民主在东亚文化中导致“乡愿”大行其道，小团体主义、帮派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主义公开化、合法化，裙带关系更加牢固。古人一再强调，才杰之士往往怀绝世之学而不肯屈就，抱天下之志而不轻出山，故须细心寻觅、反复查访;一旦发现，即施之以大礼，让之以尊位，从之如流水。然而现在有些领导，只喜欢下属听话，只希望别人服从，如何能发现贤才?
今天我们从大量贪官落马的现象中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是不可能抵挡各种各样的诱惑、突破无比强大的关系网的。而许多官员的贪污、腐化行为本身，当然也反映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何等低下;在他们心中，除了金钱和女色之外，再也找不到更有意义的生活了!这其实就是董仲舒所谓“太学不立”的问题，也被他称为养士之事。养士在儒学中被归结到“修身”之上，目标是要塑造一套有效的学术传统，承担起培养有坚定信仰的人才重任。我们需要思考，多年来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是否存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成分，导致一些并无真正信仰、徒善表面文章的人混入党内?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及干部培养机制，如何才能培养出有坚定信仰的人才?
上面笔者依据儒学、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今日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固然，这些不能代表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足以完全消除腐败。甚至可以说，风气又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引起的?风气与腐败之间确实存在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风气的独立性，何况风气败坏的原因远不限于腐败。我们必须正视，当前全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之风，以及与此相应的人心的糜烂，正是腐败的巨大温床。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无济于事。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荀子绝不是说不需要制度建设，它提醒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历史过去几千年的经验之一就是，只有从“人心朝向”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如果人心和风气的问题不解决，指望引进某个制度来创造奇迹，可能只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我们不能忽视，浮躁功利风气的发展，已经导致行业行为失序的巨大混乱。而行业风气的败坏，反过来导致社会不能自立，不能成为它所应成为的社会道德的变压器、社会风气的稳定器。
从义利之辨出发，今天还应该认真考虑如下紧迫问题：当代中国人究竟有无崇高的人格理想和人性境界?我们要不要追求一种文明、道德、健康的生活?我们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生活共同体?这类问题，也与当下普遍关注的信仰失落问题有关。笔者认为，当代中国人信仰的重建，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一定要在几种“主义”或“宗教”之中做出选择，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全面确立对于人性价值与尊严的信仰。所以信仰的内容并不难找到，难就难在如何实践之上。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是陈亮上宋孝宗皇帝所言。今天，“正人心”应该从全党、尤其是党的上层做起，引导全社会风气的彻底改变，最终找到反腐防腐的根本有效制度。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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