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犁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中国卫生部长，在复兴中医等方面颇有建树。他1998年逝世以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缅怀。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高锴先生，向我讲述了几桩50年代的故事：
1955年，崔月犁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高锴担任他的秘书。当时，正开展肃反运动，高锴的父亲在家乡被错抓，北京也有人揭发高锴攻击领导。因为高锴说过崔月犁文化水平不高。还有人说高锴挑拨离间，有个干部字写得不好，崔月犁批评了他，高锴就安慰他说，崔月犁的字也不好。高锴在运动中为此挨批。不久崔月犁却让他写申诉，两个月后给他平反。当时宣布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意见：肃反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是搞思想问题，高锴的结论要重新审查。在市委统战部的大会上，崔月犁说：“高锴说我发言水平不高，我这人是水平不高，这不能说他攻击我，更不能说他反对领导。”崔月犁没上过大学，高锴上过大学，当众给他的稿子挑错别字，他从不恼火。
父亲被关以后，高锴不便在统战部继续工作，他原来燕京大学的专业是新闻，便调到《北京日报》。不久中南海召开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会，报社派他参加。毛主席要求与会者积极发言。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标题是《工人阶级说话了》。风云突变，在座谈会上提意见比较尖锐的民主人士纷纷被打右派。《人民日报》记者说，章乃器恶狠狠地提出“二十年定息”问题。高锴亲眼看见章乃器发言不是“恶狠狠”，就写了一封信，说《人民日报》写得不对。章乃器发言的会我参加了，那天《人民日报》记者没有来。这下子高锴大难临头，只好找崔月犁求救。崔月犁当下给《北京日报》总编辑周游和社长范瑾各打了一个电话，说：“高锴同志在我这儿工作很多年了，一直积极努力，但是政治上水平低，思想糊涂。”这样一来，定性就轻了。高锴免于打成右派之苦，但定为严重右倾。周游急匆匆让他下放劳动，说：你来这儿不到四个月，赶紧下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要是群众都来批判你，领导就不好办了。范瑾说：你还是好同志，但是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高锴下放到西郊的鲁谷劳动，崔月犁又趁下乡调查研究之机，亲自到高锴的小屋里住了两天，以示领导的信任。这样帮他渡过了难关。
鲁谷村有个生产队长姓张，自幼贫穷，年过四十未娶妻，一日三餐在一个年龄相仿的寡妇家吃，生活上相互照顾。村里忽然风传队长与寡妇“老不正经”，几名干部想开他的批判会。崔月犁对他们说：“凭良心想想，你们都是二十来岁娶老婆、生孩子，张队长却一直过着光棍生活。你们不帮助他找老婆，还要破坏他找对象，这对吗?他有权找寡妇做老婆，寡妇也有权再嫁。她已经有好几个孙子，在村里做奶奶的人再嫁有多难!邻里会戳她的脊梁，儿子媳妇也会抬不起头。你们手下留情好不好?如果公开羞辱他们，可能闹出人命。我请求你们不要开批判会，应该同情保护帮助他们。”张队长继续在寡妇家一日三餐，崔月犁怎么保护他，他并不知道。
孙孚凌在西南联大数学系念书时，曾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解放军包围北平，他哥哥跑美国去了，爸爸也想到香港躲一躲，打电话把他从外地叫回来。1948年12月，他坐最后的火车赶到北平，被父亲委任为复兴面粉厂厂长。该厂当时是北京市最大的面粉厂。解放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次公开接见工商界人士只有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孙孚凌。从此他成为北京市工商界的代表。1957年反右期间，工商联被点名揭发批判的知名人士有三四十人，已经担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孙孚凌也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崔月犁负责北京市工商联的反右运动。他看到《北京日报》记者的稿件上点了孙孚凌的名字，就说：“他跟党合作多年，被揭发出来的言论也没有明显的反党内容，就不要见报了吧。”保护孙孚凌过了关。孙孚凌十分感动。1988年，孙孚凌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93年到2003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委员费孝通、曾绍抡、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陶大镛在北河沿政协俱乐部参加了民盟举办的讨论高校鸣放的座谈会，陶大镛那天迟到了，没说什么话。反右开始后，这次会议被钦点为“六教授会议”，六个教授都成为报纸批判的重点，陶大镛还受到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的大会批斗。当时，越是他的得意门生，批得越厉害。他已经产生了弃世的念头。有一天，批判大会在师大体育场召开，忽然有人对他说：有人要跟你谈谈。在主席台后面一间小屋里，等待他的原来是统战部长崔月犁。崔月犁两手搭住陶大镛的肩膀，温和地说：“你以前的历史，我们是了解的。你在这次运动中有什么问题，以后也会搞清楚。你要经得住考验啊。”短短几句话，让陶大镛恢复了活下去的信心。崔月犁事后告诉高锴：刘仁和彭真研究，认为陶大镛解放前是进步教授，鸣放中也无出格言论，因为毛主席定了性，市里也无力挽回。知识分子最重视名誉，受到全校学生批判，精神上的打击一定很严重。如果自杀怎么办?当时他还关照师大，照顾好陶大镛的家属。陶大镛教授改正后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10年以93岁高龄逝世。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像崔月犁这样处处与人为善的领导者并不多见，所以显得格外可贵。但是历史留下最重要的经验教训，还是要让制度约束权力，使当政者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才能让各界人士安居乐业，免于无端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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