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官吏之所治，民生之所系，治吏于国于民意义重大。
吏治清正事关国运，
官员任用是重中之重
吏治清正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国运兴衰。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政党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极为注重纯洁官员队伍。为了严格规范官员选拔制度，2002年中共中央制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0年又建立了四项干部监督制度，这四项制度相互衔接配套，细化政策操作程序、坚持惩教结合，在公正选拔任用官员上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现任官员的基本面是好的，整体上素质比较高，是称职的。但是，目前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有时还比较严重。打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是反腐败的重中之重。近期以来，省部级的落马官员中，有相当部分涉及用人腐败。因此必须探索更为有效的方式，匡正用人之风。
官位的“买卖”和“跑要”，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私人之间的交易，官场变成了生意场，社会影响极坏。通过“跑要买”爬上去的人，很少有真才实干，很难想象他能以群众利益为重，多半是居其位不谋其政，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全部工作思路只有一条，就是“向上负责”，或者继续通过既有方式向上爬，花巨资买官，上任后疯狂卖官，变本加厉的贪腐。历朝历代，吏治“烂”了，政府的根基也就松动了。官位变成了生意，再不治吏，国家就危险了。
买官卖官，古已有之，《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汉灵帝刘宏当年以卖官之资填补国库，晋州望族崔烈以五百万钱购得司徒(相当于丞相)一职，从而享有三公之尊。有趣的是，成交后，卖方刘宏后悔了，他觉得便宜了崔烈，应该卖一千万才对。而崔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名声不太好听，于是他问儿子崔钧：我做了三公，天下人对我评价如何?崔钧道：论者嫌其铜臭。看来，那个时候买官的人还是为天下人所不齿，说明至少对于此类现象，当时社会评价体系还是公正的。怕就怕在这类买官、跑官、要官的现象愈演愈厉，却总也得不到纠正，由吏制内部扩散到外部，形成整个社会的腐败风气。
当一个地区的官员明码标价卖官，违法乱纪却一直带病提拔;买官一方为捞回买官本钱变本加厉地敛财，却平安无事;群众的利益持续受损，却得不到改观。长此以往，不但败坏官场的风气，也会带坏社会风气。例如，广东某市的一位公安局局长收受贿赂40多宗，大部分都是他拿辖内的职位“交换”所得，这些“卖出去”的职位上至处级、下到科级，“价位”从人民币30万元到2万元不等。遇有提拔机会，他便暗示给有升职意向者，索取买官贿赂。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基层干部纷纷选择买官。任人唯“钱”、任人唯“亲”，在这些腐败官员心中，早已没有信仰，没有原则和底线。
对于体制内人员来说，渴望升职是上进心的一种体现，靠努力工作而得到提拔是值得鼓励的好事。每个有事业心的人都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规划，会考虑到按照自己目前工作的勤勉度和业绩，应该获取怎样升迁和奖励，这是对自身前途的期许。但是，不断有人投机取巧走捷径获得提拔，自己安分守己地勤奋工作，既得不到认可，还被边缘化，必然会对体制失望。就好比自己守规矩地排队，别人老在前面夹塞，规则不起作用，潜规则大行其道，但是失望亦或愤怒又都没有用，只好改变自己，于是争先效仿。
对于体制外的人来说，看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泛滥的现象，会感到非常愤怒，但是看到这些现象总是难以得到惩治，官员的利益和权力又带有强大的诱惑力，于是，由失望痛恨又催生出一种“畸形”的心理，虽然痛恨，但心向往之，如有机会，自己也会投身于这项令人厌恶又无法抗拒的潜规则游戏。于是，整个社会风气都形成了腐败的惯性，改之甚难。
遏制“求官”和“选官”的不正之风，必须标本兼治。“治标”是常态，必须完善选拔录用官员制度，堵塞不良“选官”现象的制度漏洞;“治本”是关键，要建设法治社会，限制官员权力，剥离其特殊利益，根除“跑官”、“要官”的动力。
“治标”是常态，
要规范选官制度
治理“跑官要官”现象，选官环节非常关键，目前对选官有决定作用和影响力的一般为组织部门和单位一把手。很多违法违纪的官员都是在担任组织部长或单位一把手期间，进行密集的卖官活动，如黑龙江省委原副书记、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等，因此约束和规范这两者的选拔权力非常重要。一名深圳大学研究生以十六大以来72名省部级落马官员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省部级高官在政治领域的腐败重要表现是为他人职务升迁、人事录用和干预案件处理等提供便利，集中为买官卖官等行为。
对于组织部门和一把手在选人方面的制约，在中共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监督制度中都有相关规定，这些规定对规范用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有的部分执行起来还有难度。比如选拔任用和监督制度中的规定：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禁止突击提拔、带病提拔，发扬民主、避免一把手说了算，用人失察追究责任等，由于现实中难以约束做到有法必依，所以有时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据新京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从2003年起就开始“为他人升迁提供便利”，一直到2011年底被立案，收受贿赂800多万元，此七年多时间里官路畅达。据若干年前的著名“官贩”黑龙江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本人讲，他在讨论干部的会议上根本不用说话，大家只要看他的脸色，就洞悉他真实的想法：如果他沉着脸，大家就会提出反对意见;如果他脸色平和，大家就会投赞成票。可见，如果迫于权力威压，民主选拔程序还是会沦为一场秀。这些不良行为利用制度漏洞还在继续产生，有些行为更为隐秘复杂，使整肃更有难度。如跑官买官这样的“硬”性“跑”官，较易界定，但属于要官的行为，诸如下级通过情感投资、曲意逢迎、拉帮结派等手法获得升迁的“柔”性“跑”官，就难以界定，更难以遏制。
从目前看，裨补制度和执行缺失的方法有了新的希望。那就是公开选拔程序，让群众监督充分发挥作用。互联网成为群众参政的便捷高效有力的工具。过去让群众监督，有时可以只做个样子，走走过场。如今，只要在互联网上公开选拔官员的程序，情况就会有所改观。如公示候选人的简历、政绩等情况，群众可以提出意见和质疑。网络反腐败的效率高、作用大，如重庆雷政富案，从“曝料”到被免职，63个小时就被“秒杀”，这在没有网络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从前即便有群众不满，检举揭发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很容易就被捂下去，或被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如今，网络反腐的巨大效应已经不容忽视，不可忽视。网上公开、群众参与，能有效防止官员的造假行为，如石家庄原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本是初中都未毕业的农村女青年，把年龄改小8岁，假身份、假年龄、假履历，一路假过来成为年轻有为的处级干部。像这样的情况如果政务公开、选拔公开，可能早就被群众“人肉”出来了。同时政绩考核时，官员的行政作为及与公权力相关的活动，都要让群众“说三道四”。这样，官员如有公款吃喝、收受贿赂、生活腐化、不明财产来源等，都会曝露于阳光之下。像“表哥”、“房叔”这样的候选人只怕根本过不了群众这一关，群众监督有时比组织部门监督来得更真实、更给力。
“治本”是关键，
要根除不良求官的动力
“官”为什么会受追捧，为什么一些干部热衷于“跑官要官”，道理再简单不过，根源在于与官位绑定在一起的权力过大，利益过多。同时由于监督制度和问责制度的不健全，使一些官员有了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的机会。“官本位”之下，权力大而风险小、获利多而“本钱少”，这样的职业自然会让一些信仰缺失、惟利是图的人趋之若鹜。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要想从根本上遏制不良求官现象，必须改变“官本位”现状。
首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核心是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服务型政府的职责是在民主法治的环境下，依法行政，从事社会建设和管理服务。如果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审批上，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必然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同时，权力越是过分集中，“寻租”空间就越大。中共十八大明确要求，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前不久，国务院决定第六批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体现一个趋向放权社会的较好态势。官权被“压缩”，无疑对“求官”现象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其次，政绩评定要关注群众满意度。官员的行政能力强不强，解决民生问题做得好不好，群众的评价都不可缺位。一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有的唯GDP至上，没有科学发展的长远规划，对群众的利益受损不闻不问;有的除了拉帮结派、蝇营苟苟，做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之外，别无本领;有的把清正廉洁挂在嘴上，实际上拼命敛财，把钱权交易做到极致……不能否认的是，就是这样的劣质官员还有不少能够官路畅通，不断被提拔和任用。究其原因，他们一般都做“到位”了一件事，就是对上负责。如果让群众对官员进行监督，对政绩的评价占有相当的权重，官员懒政无为、违法乱纪都会大有顾忌，当“官”的差事就不那么好混了。
严格官员问责制。无论是主政一方，还是小部门的基层官员，都要为其行政作为承担责任。但目前来看，这方面还不尽如人意。经济发展过快，导致后遗症多多：环境污染严重，安全事故频发，鲜有官员引咎辞职或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今后务必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清晰地界定责任范畴，做到这一点，那些没有本事、没有担当的人就不敢“挤”进官员队伍滥竽充数了。
此外，要加快官员财产公开步伐。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由来已久，但进展不容乐观。官员财产如果真能做到公开，将是廉政建设的一项有力之举。万事开头难，做到财产公开一定会遭遇到形式主义、灰色收入难以查处、官员隐匿非法财产等问题。学界也对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进行了探讨，有的主张从房产公开起，有的主张为了减少官员的抵触，可以“既往不咎，从新任官员始”……不管这些想法是否可行，都显示了社会的热切关注。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这方面的经验，制订好相应的配套措施也是改进这项制度的有效办法。人们期待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反腐败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禹治天下时，亲自拿着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所以那个时候，不想当王的人，不是因为风格高，而是太辛苦了。现在要求官员也做像禹这样的大贤，显然要求过高，况且也不合理、不现实。但是，建设法治社会，政务公开、限制权力，责权一致，使官员褪去高高在上的光环，剥离掉不应有的利益，并且作为人民公仆连财产都要公布于众，这样的努力还是有希望实现的。如此这般，官员职位还有多少利益可图呢?由于觊觎权力并从中获取利益的机会小、风险大，“便宜”少、辛苦多，“跑、要、买、卖”这些官场丑行就都会销声匿迹。
中共十八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实现这个目标，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事关经济发展、政治生活的和谐，社会的良性有序运行，值得官员、百姓乃至全社会充满希望和热情地共同努力来推动。
(作者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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