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各书店都买不到，脱销了!这本“汉译史学名著”尘封书库已有十余年，算是盼到了“出头之日”。可见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一旦推荐此书，就会在公众中产生多么大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冲动。就如同当年温家宝总理告诉媒体，他常会翻翻古罗马某皇帝写的《忏悔录》。此言一出，不久就在全国各大书店齐刷刷地摆放出了该书的各种各样的译本和解读本。
这件事让人看到了另一个可喜的现象，即中共十八大选出的新领导集体是一个有着较为宽阔的政治视野的班子，而宽阔的政治视野又得益于他们之中不少人良好的阅读习惯。所谓良好的阅读习惯，就是要认真地阅读经典。阅读经典又被称为“深阅读”。“深阅读”对政治家的直接影响就是“深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深政策”。深阅读、深思考与深政策，与中国社会弥漫成风的浮躁形成鲜明对照，也是相对于只看通俗本、缩写本、看文件、看简报或由秘书代读的“浅阅读”，相对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浅思考”，相对于拍拍脑壳就决定政策方向的“浅政策”而言。领导带头读书、读经典，难道不是一件驱散浅薄无聊和浮躁之风的大好事吗?
说了这么多好话，并不等于笔者就是在简单地主张、希冀时下中国内地的所有领导干部，包括各行各业，从地方到中央，从乡镇到国务院各部委的“头头脑脑”们，人人都去买一本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来“啃”、来读。这种“一窝蜂”式的毛病，其实也是中国人喜欢盲目追风、盲目贴金的恶劣积习。笔者实话实说，对一般中国读者(包括只有一般文化素养的各级领导)来说，要读这本书，如果没有一定的世界历史知识做基础，特别是对法国近代历史缺少基本了解，不要说懂，就是从头到尾看下来，都十分不易。书中涉及的那些年代、日期、地名、人名、事件的前因后果，肯定会让人头晕目眩，苦不堪言。
那么，王岐山的本意与深意又是什么呢?
之所以要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与他新任书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王岐山当时说，“许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笔者认为，他这是在明白无误地在告诉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和领导干部，中国的纪检工作和反腐败工作首先要考虑到中国具体的国情。不了解国情，纪检反腐败就会出偏差，不是闹出“大动静”就是遇到困难不作为。
王岐山要告诉与会者，自己不会去搞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形式主义，也不会搞什么“大动静”，而是要搞扎扎实实的“润物细无声”。
这位新纪委书记是要使人们意识到，反腐败是一项与国情紧密相关的长期艰苦细致工作，这里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单纯的激情与鲁莽，也不是靠简单的愤怒所能奏效的。
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王岐山在这次讲话中用了一个很专业的社会科学的术语，即“后资本主义”。与这个名词相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前期的”资本主义。
这一前一后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呢?它们与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
区别在于“前资本主义”指的是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人类所经历的各个不同的文明时期。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直到资本主义到来的拂晓方告一段落。马克思主义把存在于这些文明时期的社会形态统统视为以小规模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生产虽然已经存在，但商品的生产尚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普遍、那样全覆盖。“后资本主义”则是指完成工业革命即社会化大生产之后，人类自20世纪中后期进入的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历史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讲，很显然，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些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进入了“后资本主义”阶段;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多数仍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末期。而中国，同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如其他“金砖国家”)一样，由于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和不平衡，则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时并存的阶段。
换句话说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既有工业化时代甚至信息化时代的某些社会特征和社会矛盾，又有着许多“前资本主义”即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完成之前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就包括了类似“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矛盾、社会特征、社会环境、社会心理以及由社会冲突和社会诉求所组成的社会运动。而所有这些又都有着一层厚厚的“传统制度的外壳”(马克思语)。国情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土壤，是一切制度建设以及制度变革的前提。如同农民种庄稼求高产一样，既要懂得在作物成长期时施肥除虫打药浇水，又必须懂得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并且根据地力和地质，调整作物品种和数量。国情就如同地力和地质。真正的改革必是短期与长期的结合，必是“施肥除虫打药浇水”和“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并根据地力和地质，调整作物品种和数量”的结合。改革是这样，反腐倡廉也同样是这样。“鹤知夜半，鸡知天明”，只有首先认识了上述国情，才会领风气之先，也才会使反腐斗争头绪清晰，布局合理，扎实有力。王岐山请官员与学者们看一些分折“前资本主义”的书。其用心可谓良苦，其寓意可谓深远。
不知读者诸公是否知道，近现代的中外学人常常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即“法国很像欧洲的中国”。这话略带调侃，但确有几分道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推荐一本法国人写的书让笔者很自然地想起了这句老话。是的，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以及雨果的小说《九三年》、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甚至包括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又译：基督山伯爵)》，都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自1789年之后法国大革命时代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冲撞甚至厮杀。也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一方面旧制度因为腐败不得人心而必将走向崩溃;另一方面，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前仆后继”般的怒火也使得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至少是与革命前人们的预期面目全非。
读读这类经典与名著，可以让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政治家、改革家和希望充当智囊的学者们，具有更为清醒的理性、更为宽阔的政治视野，而中国各方面的政策和决策行为，也因为有了这种历史的纵深感而变得更加科学、稳健，并具有更长远的战略性效能。
笔者以为上述种种就是王岐山先生在中纪委座谈会讲话以及向学者官员推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本意。不过，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还只是皮毛。笔者与王岐山先生在历史学研究上曾经有过一些接触，凭借对他学术兴趣和史学底蕴的了解，笔者认为他在这样的会上推荐这样的书，定会有另一层深意。这层深意就是他希望有关人士通过阅读这本书，通过了解这场影响了人类近代文明史的大革命，能够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但往往又被忽视了的理论成果，即社会发展的最终结合是由“历史的合力”创造的。我们可以暂且把它简称为“合力论”。
法国大革命从攻打象征封建专制制度的巴士底狱和绞死国王路易十六开始，之后，革命的三巨头又相继死亡(马拉被暗杀、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他本人也被处死);之后，主张恢复秩序的热月党政权又被推翻;再之后，就是拿破仑的政变成功，并最终成立帝国并称帝。当然这个皇帝不是完全的封建皇帝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皇帝”。托克维尔诚实地记述并力求公正地评述了这段纷乱与动荡的岁月。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他曾对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为什么谁都不喜欢这本书?因为谁都不满意这样的历史发展，但这样的历史发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奥秘就在于前面所说的“历史的合力”。就在于恩格斯所发现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他精致又高度概括地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恩格斯晚年这段十分精彩与重要的论述，不但可以成为解释法国大革命成败得失的钥匙，更重要的，则是它能给未来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提供一种强大的、科学的理论支撑。十分遗憾地是，如此重要的论断，在中国却长期遭到忽视与无视。究其原因，是由于愚昧偏狭和建国以来的政治环境。那些自称是“马恩学生”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谁都不愿意，谁都不敢承认，也不敢正视这一理论的真理之光。恩格斯创立的“合力论”是对一切机械唯物论的毁灭性否定，是对那种极端片面的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视作为万能动力的荒谬历史观的有力批判。而“合力论”对人的意愿、对每个人的能动性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又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恩格斯这些话绝不像有些人所言，只是一种人性化的表达。不，他不是一个虚伪的谦谦君子，他的话恰恰反映出这位思想巨人对人性、对人的意志意愿和人的自由追求的高度尊重!
正是从这个层面看，笔者以为，“合力论”对中国全面建设以人为本的小康社会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既可以让我们对中国改革的多向性、多样性、艰巨性有充分的认知准备，对与世(世界)不同、也与史(历史)不同的中国式发展路径充满了探索的信心;又可以使中国决策者在进行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时，能够坚决地摒弃单一的“技术经济史观”，摒弃包括GDP崇拜在内的片面政绩观，摒弃所有不切实际脱离国情、脱离社会发展阶段的狂热，也能摒弃公众诉求和希冀中的盲目与偏执。总之，增强社会发展“合力”中的正能量，减少“合力”中的负能量，方是国家昌明的保证。
从推荐一本书，到探究反腐之路和国运之道，这大概才是王岐山的深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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