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评选的年度国内汉字揭晓，“梦”字高票当选。评委会认为，这个字成为年度汉字的原因是，2012的中国，实现了奥运梦、飞天梦、航母梦、诺贝尔奖梦、GDP赶英超法等强国梦。
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宏大叙事的视角来解读，“梦”字当选当之无愧。过去这一年的中国，确实是荣耀与关注齐飞，“中国梦”也确实已成为一个流行词汇。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这个国家的百姓，便会发现，这个“梦”字所寄托的涵义，除了对国家荣耀的确认，更有升斗小民对未来的殷切期待。
在如今日渐逼仄的现实中，梦想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谈论梦想也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尤其对今日中国的年轻人而言，“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奢侈的字眼。
不敢做梦的年轻人
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是一个社会最生动的表情。陈丹青先生曾讲过，他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都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回头看看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很多人却是每天都板着一张受过欺负的脸，一张苦大仇深的脸，一张为琐事焦虑不堪的脸，一张看不到出路的迷茫的脸。
读脸识人心，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已经被这些表情“出卖”。在本该以梦为马的年纪，如今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却已经几乎不敢做梦。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之下，他们无法遵从年轻人的特质和天性，无法按照内心的意愿和兴趣行事，只能一再向现实妥协和退让，耗尽青春，磨平棱角，到最后换取一种庸常的生活。
这个时代，中国人看待成功的标准已越来越世俗，物质层面成功与否，越来越成为最具说服力的标准。这种价值观层面的异变，贯穿于从小到大的所有教育之中，渗透在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之中，并最终转化为年轻人所必须承受的压力。
沉重的生活压力是个包袱，它使得本该恣意青春的年轻人，只能在漫漫人生路上步履沉重地“蜗行”。在中国，三十岁似乎被普遍地当成了一个分水岭。在人们的观念中，如果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还没能买房买车，还没能结婚成家生子，还没能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旁人就会觉得他这一辈子就将“不过如此”了。他们会被主流社会舆论视为另类，甚至被贴上“社会青年”、“反面案例”的标签。
前段时间，媒体就报道了一个“另类”的新闻人物——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研究生苗卫芳。他曾因考研成功而被视为全村人的骄傲，但当他在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最终只能回家种地时，苗卫芳的父亲迫于压力服毒自杀，村里人也用他的事例教育孩子说：“看他这么多年学都白上了，以后不要跟他学。”
世俗的压力，重塑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年轻人的人生航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敢无所顾忌地体验生活和闯荡青春，只能被动地“迎合”那些世俗的成功标准，用所有的努力去过一种按部就班同时也了无生趣的生活，努力成为主流社会价值所能接受的那一类人。
现实让年轻人几乎忘记了梦的颜色，即便有梦，也都世俗得可怕，单调得可怜。在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蓝图上，这辈子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发现自己的潜能和价值，也不是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是努力找一份好工作，攒钱买一所大房子，结婚成家然后为人父母，再接着就是为子女绷紧发条。当然，在圆梦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将这一套生存哲学和价值观，原原本本地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
被现实绑架的青春
曾几何时，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被众多年轻人视为圆梦之地。在他们看来，这些大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文化氛围，更便捷交通和休闲，以及更广人脉和交际。“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是很多年轻人当时的典型选择。在这些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确有不少人实现了自己的个人梦想。
然而，情况在近些年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年轻人在大城市的路越走越窄，很多人开始被迫选择离开。2010年，“逃离北上广”甚至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舆论热词。躲在这个热词后面的，是一群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蚁族”，是一群在生活、工作、爱情等方面都深感无力的“屌丝”，是年轻人被现实绑架的青春。
最现实的压力，不是城市里水涨船高的生活成本，而是不断飙高的房价。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房子常常被认为是维系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元素。房子本质上只是一个住处，但如果不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买一套房，始终会让年轻人有一种浮萍一般的飘零感。然而，现实正如西班牙《世界报》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
年轻人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但现在的年轻人，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就已不再年轻。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只能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最现实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买一套房。为了实现自己的“房奴梦”，他们不敢旅游，不敢生病，过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天都在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中过日子。
同样的压力，来自于工作。当年轻人将买房视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失业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字眼。那些不敢失业的年轻人，常常都陷在自己并不喜欢的行业里，做着自己并不擅长的工作，满腹牢骚却又如履薄冰，进退维谷。
当然也有捷径可走，比如想方设法成为一名公务员，拿到一个“铁饭碗”。近些年，公务员考试一年热过一年，每年都动辄出现逾百万人一起涌向公务员考场的壮观场面。那些年轻人，并不见得对公共事务管理有多热心，也并不见得有多愿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所看重的，其实是一个公务员身份所依附的附加值。
只不过，这注定是一条潜规则和幸运对垒的路。那些有钱有势有背景的人，可以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将自己的子女变成“萝卜招聘”的主角;而那些“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的人，往往只能成为悲情的陪考角色，甚至可能因为没考上而失去爱情——有很多家长已经将考上公务员作为重要的择婿标准。
说到爱情，则是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80后的悲剧在于“事业上和官二代竞争，感情上和富二代竞争”，其实这是很多年轻人共同遭遇的悲剧;以前还有一篇广泛流传的文章，标题很惊悚却很写实，叫做《我们的校花都在同学爸爸的床上》——无需有太多道德批判，但其中的现实令人唏嘘。
然而，我们这里谈论的主要还是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城市之外的年轻人的处境，其实更加艰难。那些乡村里的年轻人，虽然不知道“阶层固化”、“社会断裂”、“资源分配不公”等名词，但艰辛的现实早就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的社会，这也是一个读书未必能改变命运、勤劳未必能致富、打工未必能翻身的时代，谈论梦想还不如吃顿饱饭。
给年轻人新的“中国梦”
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年轻人都是一个社会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年轻人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所有解决的问题;年轻人未来，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当年轻一代在现实的泥沼里步履蹒跚，当年轻人不再拥有灵动不羁的青春，当年轻人不敢拥有梦想，这个社会将会充满危机。
当下，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梦”的时候，都习惯于高屋建瓴地从“世界民族之林”、“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等高度出发，也惯于以国家的视角和利益作为基调。国家的荣耀确实与个人的福祉休戚相关，但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执政者或许有必要将目光稍稍放低，试着从微观视角来关照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中国梦”。
给年轻人一个崭新的“中国梦”，必须以公平作为底色。
无论是城市里朝九晚五的年轻人，还是每天在田间地头忙碌的年轻人，所要求的并非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是在机会、资源分配方面拥有起码的公平。今日中国最突出的一个社会危机，就是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日益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原因，就在于社会的公平机制出了问题。
中国如今的很多政策和决策，都是以城市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且大量非户籍人口还被排除在“城市人”的范畴之外。这种决策机制，势必造成公平危机，使得一些地区成为无法被阳光照到的暗地，也使得一些人无法公平地分享改革成果。改变这种局面，最核心的举措是尽可能赋予全社会公平的发展权，而这有赖于执政者在户籍制度、养老制度、医疗改革、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给年轻人一个崭新的“中国梦”，必须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
既然是梦，原本就应该五彩缤纷。如果所有年轻人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都高度雷同，宛如小学生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不仅将是每个个体的悲剧，也将是社会和国家的悲剧。一个新的“中国梦”，应该有文明社会本该具备的多样性。
动辄逾百万人参加公务员考试，恰恰说明公务员已经不再是一种正常职业，也说明有关部门需要用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式，让公务员能够像教师、医生、建筑工人、设计师等一样，尽快回归为一种普通的求职选择。
年轻人不愿在本乡本土发展，宁愿背起行囊远走他乡，这说明很多地方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年轻人出走导致“空心化”，这其实也是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中共高层要求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时，如何增强地区吸引力和发展潜力，让年轻人有更多的出路和选择，将是一个重要命题。
给年轻人一个崭新的“中国梦”，要有更加理性的社会价值观。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世俗社会之中，社会主流价值观与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有密切关联。虽然没有谁能将价值观强行灌输给社会，但却可以通过社会教化的方式，引导人们去理性看待成功、财富等社会元素，让社会共识成为帮助年轻人更好地实现人生追求的“正能量”，而不是成为阻扰他们追逐洒脱青春的绊脚绳。
当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我们在不同时期所遭遇的社会问题有关。如果执政者能够切实解决年轻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能将各种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改革落到实处，社会价值观的理性回归自然可期。
年轻人的未来决定国家的未来，年轻人的“中国梦”汇成整个国家的“中国梦”。当我们为这个国家的奥运金牌数、军事实力、经济指数等欢欣鼓舞之时，也该将目光对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具体个人，尤其是那些有梦不敢梦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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