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默斯•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在其影响深远的日本经济奇迹研究著述中，以这样的话作结：日本经济导向型国家制度的建立是日本创新和实践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建构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展制度。这句话让我喜不自禁，既因为它与我们长期浸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因为约翰逊耗时十数年证明了日本的成功绝非西方化、市场化那般简单，每个国家的成败自有内在机缘，不可模仿，甚至也难以借鉴。在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仅仅是统治集团或攻或守的意识形态堡——如当初甚嚣尘上的“儒家文化圈”，还关涉到后发国家政治转型的重重险境与障碍——英国、美国、日本，每个榜样都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在多大程度与哪些方面借鉴西方或者借鉴东方，实在是各国政治发展与转型中最重大的课题，须谨慎小心。
本文要讨论的是新加坡与无往不胜的人民行动党的榜样问题。做为一个疆土面积、人口、资源与市场都极其有限的城市经济体国家，新加坡与中国的区别可谓是天壤之别。新加坡之所以能入正在探寻政治经济转型门径的中国的法眼，原因非常简单，同为一党制威权政权，人民行动党顶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压力，成功地完成了威权家长制的现代转型和长久执政，也许还建立起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中国通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曾不无幽默地指出：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这样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里，推崇文化发展论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向新加坡学习的姿态还印证了格迪斯(Barbara Geddes)对于威权政权的研究：一党制政权的存续时间要长过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政权，但一党制政权内领导层的斗争通常不会引发转型。
今日中国官学两界对新加坡政治与治理模式的推崇，清廉、法治严明和人人有居所的社会稳定有序与福利状况，既反衬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贫富差距与法治不力、腐败盛行状况，也提供了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愿景。但问题在于，目标可以同一，路径恐怕难以同一，如若一厢情愿地以为新加坡只是因为坚持了一党制而轻易实现了这些目标，那么对中国未来政治转型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文通过追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崛起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的由来、特点及缺陷，来说明为什么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不足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榜样。
人民行动党的权力获取与巩固
二战后伴随着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左派占据各国政治舞台核心位置。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新加坡，左派仍是政治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人民行动党作为温和民族主义政党派系的崛起、壮大和掌控国家政权的历史，就是一部消灭左派政治集团的过程。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也有两个阵营：温和的民族主义领导层，以李光耀和其他受过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中心;另一方是左派，他们普遍同情遭到禁止的共产党。此时在自由派的劳工阵线(Labor Front)组建的联合政府氛围下，左派通过组织劳工、统战策略、强调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来发展壮大自己。当左派组织劳工和学生与政府的对抗活动时，李光耀也在致力于自己的统一战线。1957年，左派几乎取得了对人民行动党的控制权，但温和派由于联合政府扣押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活动分子而得以保存。
此后，温和派沿着两条路线巩固权力：一、在党内，李光耀引入了党员的等级制，在普通党员与干部党员之间做出区分，并允许温和派领袖长期在位。在抵制共产党渗透的名义下，人民行动党转变成了一个“用大众政党伪装起来的干部政党”。二、通过选举。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提出了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纲领，包括了社会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以及与马来西亚合并。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全部选票的53.4%，占据了51个立法会席位中的43个。左派随后脱离人民行动党组建社会主义阵线，李光耀选择融入更加保守的马来西亚联邦以抑制左派。凭借对全民投票的控制，人民行动党诉诸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合并入联邦，它利用劳工和教育政策来巩固政治支持，因而轻易赢得了信任投票，自此权力日益巩固，左派开始衰落。
1963年，李光耀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秘密警察、不经审判的拘捕和压制言论自由的压制措施，通过“冷藏行动”逮捕左派领导人，并在选举过程中抵制极端分子，最终使得左派彻底衰落。但仅仅这样一些消极的政治控制手段并不足以使人民行动党的权力稳固持久，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因素在于，人民行动党策略性地运用国家资源去构筑支持基础，并笼络和控制潜在的反对派。左派在人民行动党中下层和劳工运动中占据了关键性位置，李光耀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解散市议会，并把城市政府的职能集中到国家层次上来，人民行动党由此控制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尤其是住房。在地方选区，政府和政党的融合日益加深。在政党活动同级开展的地方，新成立的政府机构，比如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社区中心，就取代了政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
人民行动党对国家的控制结构的形成，源自左派的脱离造成的重大生存危机，工会总会也随之分裂为倾向人民行动党的全国职工总会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工会联合会，劳资纠纷成为两者激烈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伴随严酷压制措施的，是全国职工总会在财政上依附于政府，其领导人也由人民行动党挑选。为了应对官僚集团内部对于其政治策略的抵制，人民行动党发起一场整肃，取消了高级公务员的生活成本补贴，并引入了新的纪律程序，依照公务员对党的态度来决定去留和恩罚。为了驯服官僚集团，李光耀政府还在常规官僚机构之外建立了国营或半国营机构，用以执行其计划，如公用事业委员会(1959)、房屋和城市发展委员会(1960)、经济发展委员会(1961)。
到1963年，新加坡新的政治结构逐渐显现。政治权力集中在李光耀和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重要性下降，“甚至连人民行动党本身也变得比它名义上控制的政府更不重要了”。通过改组过的工会运动，地方政府和公务员紧密的组织网络，左派的政治根基逐步被纳入人民行动党的势力范围。但总的来说，那时的私营部门与社会在实力与政治上都是极为弱小的，这为人民行动党的行动与政策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度。并且，不容忽视的是，二战后的古典发展主义潮流所秉持的经济理念与意识形态是约束市场与保护社会，所以国家干预的权威性并未遭遇到太多质疑与挑战。
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与严格的劳工控制
作为城市经济体，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拥有强大而独立的行政机关，弱小而从属的立法机构，以及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这些政治因素使得它们的经济政策与治理过程既实现了高度专业化，也保证了政策连续性。经济官僚机构的独立性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决策的去政治化，而经济决策的政治化诱惑在拉美、韩国、印度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为严重的发展障碍。新加坡出口导向型增长能够成功，首先在于经济决策权的集中扩展了政府手中的经济工具。决策权的集中和伴随着名义上为“市场导向型”战略的干预模式，核心的机构是经济发展委员会，它不对国会负责，享有很大的运行自主权，并把众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个实体中。另外还有投资促进部，类似于韩国与台湾地区的贸易促进组织。
经济结构不同决定了国家对外部约束的回应不同，新加坡没有内部市场，于是集中精力寻找新的制造业领域并增强其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国际转口港的地位与香港的国际定位相当，这点决定了其政治、经济结构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结构会有根本不同。新加坡的与众不同在于其工业发展政策的受惠对象是外国公司，所以其工业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劳动力市场政策，而与市场规模更大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政策工具都不同。人民行动党仰仗它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迫使外国公司和具体的目标部门进行调整，以此来获取支持。可以说，新加坡代表了出口导向型增长与劳工控制之间关联性的最为明显的例子。
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劳资冲突对外国投资的威胁后，内无市场、外不能吸引投资的交困局面迫使人民行动党推出新的劳工立法，以限制直接和间接的劳动成本，从而扩展了管理上的自主性，而且削弱了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和势力。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反映了人民行动党的偏好：庞大的国有部门、干预主义国家和跨国公司占主导的倾斜的三方联盟。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衰退的出现激发了社会对政府的经济管理以及公共部门和国内外公司之间的权力平衡的激烈反对。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成长起来的社会与私营部门要求改变保护性、施恩性的家长制，但国家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仍被第二代领导人所继承。人民行动党从工会外部指定领导人且分化劳工运动、限制工资增长的行为，使得工会内部开始分裂，劳工控制变得不那么轻松如意。
新加坡劳工控制受益最大的是外资与外企，这与拉美国家雷同。外国投资可能有助于技能形成、技术发展和营销技术，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大量引入，实际上对所在国的技术提升、国民收入增长作用微弱。除了新加坡，外国直接投资在其他亚洲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资本形成总额中的作用一直比较小。并且外国直接投资的部门构成往往表明了各国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和产业政策对本土企业的影响。到20世纪70~80年代时，韩国与台湾地区的本土企业已经控制了本土的主要经济部门，只有在电子部门，外国企业才比本地企业为出口做出了更多的贡献。2000年前后，韩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产品也逐渐位居世界前列，而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不曾生产出自己的品牌。所以史塔威尔将东南亚的发展模式称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其经济增长来自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生产力提高的贡献极少，而这也是今日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所在。
中国转型，学什么?
在新加坡，外资企业的扩展远较本国企业迅速。各种衡量方法表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是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其出口型工业的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从根本上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它减轻了政府制定更多有效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压力。中国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其60%以上的出口产品都由外国公司制造，大部分跟泰国或马来西亚的出口加工模式相似。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公司和产品还比较少，很多公司只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而没有开发技术、创建品牌和提高生产效率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劳工控制既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悖，并且更重要的是，劳工控制是与独特的外资外企独大、外资发展导向型工业政策相关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出口下滑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困境恰恰表明，过分依赖出口与外企，犹如流沙之上造房般不可靠。高柏认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其顺应了与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所不同的新发展主义潮流，新发展主义的理念不同于国家干预与保护市场，而是释放市场的资源调配作用，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市场，并约束国家的不当的、违背市场的干预行为。中国经济GDP贸易依存度过高，虽然意味着中国经济更为开放，但没有自主品牌，以廉价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因而处于财富分配链条的末端。这也说明了新的内外形势下呼唤新的发展规则，中国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对新成长起来的社会群体的管理方式必须转变。
政治上来说，新加坡的特色如下：其一，开明专制式的家长制，领袖的引领很重要;其二，企业化的经济治理模式，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经济体的规模;其三，独立的反贪污调查机构，但因为国家都是执政精英的，所以反贪可以将核心的执政精英排除在外。且不说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吸纳党员条件非常严格的精英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学而优”、“商而优”甚至商学不优尽可吸纳的宽松进入门槛有着根本的不同;人民行动党对城市经济体施行控制所需的条件，与共产党对中国13亿人口的治理所需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新加坡，家长制统治的权威在社会与私营部门成长起来后面临的冲击与挑战也迫使人民行动党面临转型问题。
对应新加坡的特色，我们所得的教训有：第一，过度倚重开明专制与领袖个人的突出作用让中国现当代遭受到的教训最为深刻与沉痛。第二，虽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但规模庞大的领土国家与城市经济体的治理方式之悬殊，如同当初整个欧洲大的一个国家与南地中海边的热那亚间的差异，领土国家广阔的内部市场与区域差异提供了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城市共和国的存续只能靠金融与商贸，并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实在谁也不必羡慕谁。第三，共产党一直像人民行动党一样，将自己置于清廉、反贪、法治的标准之外，今日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已显示了立法者、执法者超越于法治与政治规则之外的最大严重恶果。
再退一步说，从工业化战略上来看，新加坡隐性的党政分离和技术官僚独立运作是经济决策过度政治化(最明显如唯GDP主义)的中国难以做到的。中国学者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和建屋发展局)视作是独特的法定机构，却未能认识到这些隔离于社会压力与利益集团和政党的独立经济官僚机构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其实还是对新加坡经济成就取得的核心机制不明就里。如果要学习新加坡，经济决策去政治化和国家干预行为要遵从市场原则，以及依据自身局限性制定扬长避短的工业发展战略的务实精神，是中国经济领域未来脱困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提供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发动政党机器动员大众参与真正的选举以支持自己，以此来击败挑战者，这也是共产党应该学习的转型勇气与经验。
(作者为南京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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