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治腐，正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谋求工作开局的突破口。
无论是中共高层频频就反腐工作进行措辞严厉的表态，还是中纪委举办座谈邀请学者商议治贪之路，抑或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整顿领导干部作风，都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反腐已经成为十八大之后党风建设的关键议题。
这场由中共高层掀起的“反腐风暴”，并非像以往那样“空谈”。在十八大召开之后的一个月内，已经有十余名问题官员因涉嫌违纪被纪委调查。让外界感受尤其深刻的是，在高层铁腕治腐决心和网络反腐热潮的合力推动之下，中共整顿吏治腐败的速度正在大幅提升。
加速度：高层反腐决心
“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11月17日，履新仅两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以严厉措辞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警诫。
这已经是他上任三天内第二次就反腐问题进行表态。11月15日，习近平在当选后的首次亮相中，就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向外界宣示了自己的反腐决心。
厉声反腐，几乎是每届中国领导人上台后的例行表态。但十八大前的一些迹象表明，中共这位新舵手的反腐之声，或许不同于往届。在此之前，主政重庆的“红色高干”薄熙来意外止步中央政治局，一度被海内外舆论视为风向标事件。
除了薄熙来，中共近年间还查处了刘志军、陈良宇、郑筱萸、陈绍基、许宗衡等一大批重量级高官。与此相对应的，是此前十八大报告中，“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的表述。这样一道“紧箍咒”，在近3万字的报告中显得尤为醒目。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成了检验这道“紧箍咒”的最新人选。12月初，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的传闻，得到中纪委的证实。这位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数在171名候补委员中列第154位，他是十八大后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
据舆论猜测，被四川百姓以“李拆城”相称的李春城仕途折戟，可能与2012年事发的“戴晓明案”，以及更早以前的“韩桂芝案”有关。今年8月被纪委调查的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被民间认为是李春城的“八大金刚”之一，曾在“彭州石化”等项目中得到李春城的“帮助”;而李春城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多次向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行贿，并得到其一路提拔。
从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人员配置，也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势头。
此次新当选的19位中纪委常委，几乎全都具备多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验，而且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央重要的党纪和政法部门。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一直被认为是中共高层“铁腕”人物的代表，在其从政生涯中曾多次充当“救火队长”的角色。由其领衔肃贪倡廉工作，充分显示了中共加强治理贪污腐败的决心。
新一届中纪委班子，迅速向外界展现了锐意反腐的新姿态。11月30日，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王岐山在座谈会上强调，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这句话源自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党的作风”最原始的表述是“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作为对十八大报告中反腐部署的呼应，韩正、孙春兰、孙政才等近期履新的地方省级党委一把手，也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反腐大合唱”。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在11月底卸任天津市委书记时更是以身作则，明确表示，如果有人打其亲友旗号办事，不要接待，不要给情面，决不允许给办事。
中国权力体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反腐工作的特殊性。在中国，要想切实推进反腐肃贪工作，自上而下的吏治整顿，比其他任何形式都能迅速收到成效。以往的案例也一再表明，只要中共高层敢于动真格，就没有摘不掉的乌纱帽，问题的关键在于高层是否敢于拿既得利益群体开刀。
无论是厉声反腐，还是铁腕治腐，中共高层在上任伊始表现出的反腐决心，都已经成为自上而下推动反腐进程的加速度。最近一段时间，多地纪委“提速治腐”的表现，就是对来自中共高层的“反腐风暴”的积极呼应。
催化剂：网络反腐热潮
提速治腐的新趋势，尤其是李春城的遭际，给潜伏在官场的问题官员敲响了丧钟，也给中国从上至下的权力体系敲响了警钟。但必须强调的是，十八大之后这轮“反腐风暴”，除了与高层反腐决心有关，近期的网络反腐热潮也功不可没。
深谙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很清楚，新旧领导集体“交班”初期，往往都是反腐的绝佳时期。在完成新的人事布局之前，地方主政者也乐于通过抓反腐典型，给自己域内的各级干部一个“下马威”，也给治下百姓一份“见面礼”。
11月20日，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履新当天，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一组不雅视频截图开始在网上流传。雷政富也因此成为十八大后网络反腐热潮中，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爆料者朱瑞峰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陈，揭露此案正是看准了时机，是送给信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一份厚礼。
被网友公认为“长相雷人”的雷政富，堪称迄今为止所有“艳照门”风波中的“最丑男主角”。但网络上的围观者笃信，一个生活作风不端正的官员，在其他方面也基本不可能清白。正是带着一种看热闹和“扒粪”的心态，围观者用网络跟帖和微博转发制造舆论声势，将雷政富的不雅照“炒”成了一封检举信。
11月23日，重庆纪委经调查后确认不雅视频主角为雷政富本人，宣布免去其书记职务，并立案调查。此时距11月20日不雅视频在网络曝光，仅过了63小时。一个正厅级干部，如此迅速地被微博秒杀，网友大呼过瘾，舆论一片哗然。
雷政富创造了问题官员被查处的新速度，也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参与网络反腐的热情。近两年影响力日趋强大的微博，则顺势成了网络反腐的排头兵，开始扮演“网上中纪委”的角色——几乎每隔几天都会有新的官员成为网络反腐的主角。
11月28日，有微博网友爆料称，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与一单身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6年，还曾因想甩掉包袱而动用警力非法拘禁其情妇。爆料者还附上了单增德手写的“离婚承诺书”。两天后，这一情况被山东省纪委证实。
12月3日，题为《新疆出现“最牛局长”啦》的网帖称，新疆乌苏市常委、公安局局长齐放，利用工作之便将双胞胎情人安排在公安局工作，所有包养费用还用公款报销。12月8日，塔城地区纪委宣布免去齐放的职务并令其接受调查。
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微博举报现任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其伪造学历，并涉嫌帮助其妻子、儿子持有股份的公司骗贷，相关微博迅速被数万网友争相转发。当天，国家能源局即对举报内容进行了回应。
这些网络热点事件，与其他正在发酵的网络反腐案例一起，让反腐似乎具备了“全民运动”的特质。事实上，在当前这股网络反腐热潮之前，网络举报凭借其速度快、影响大、风险低、成本低的优势，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反腐的重要途径。
有媒体梳理过去5年的网络反腐典型案例时发现，利用网络反映官员腐败的现象，近年间呈现出逐年增多之势——2008年2例，2009年3例，2010年7例，2011年升至8例，2012年截至目前已经有19例。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反腐的共识日渐加深，网络反腐在今后势必显现出更大的威力。
网络反腐触动反腐加速的按钮，最明显的变化是，纪检部门被迫加快了对反腐线索的反应速度。在网络民意倒逼之下，第一时间予以回应，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第一时间问责当事人，第一时间公布事件进展，已成反腐新程序。
但是，如果总等到网络热点形成之后才迅速做出反应，仍会显得被动。正因如此，有些地方纪检部门开始尝试主动介入网络反腐。
12月4日，南京市纪委在官方微博“钟山清风”开通一百天之际，通过网络公开招募“微博廉政观察员”，邀请微博用户为反腐出谋划策;南京市纪委书记龙翔更明确表示，欢迎网友通过微博私信向他提供反腐线索。这些打通网络反腐与常规反腐的尝试，一旦常态化、制度化，必将成为推动反腐工作的催化剂。
方向盘：制度反腐建设
然而，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网络反腐在如今大放异彩，恰恰说明当前的常规反腐渠道不够通畅，反腐工作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公众参与网络反腐的热情固然需要善待，网络反腐的鲜明优势和突出表现也值得肯定，但从长远来看，中国权力体系架构和政治制度设计决定了，制度反腐才是整顿吏治腐败时必须握紧的方向盘。
网络反腐是制度反腐的有益补充，但网络反腐自身的局限不容小觑。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网络反腐很容易陷入“情色化”误区，异化为“情妇反腐”或“艳照反腐”;与此同时，网络反腐容易在集体狂欢中碰触法律和道德的边界，人肉搜索等手段也容易侵犯当事人的隐私，甚至对无辜的人造成误伤;此外，网络反腐中裹带的谣言，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进一步审视，让网络反腐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因素，其实仍是纪检部门的介入和调查。从中国当前的现实国情出发，真正能将薄熙来、李春城这样的“大腕”扳倒的，不可能是微博或论坛，只能是中央铁腕反腐决心。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反腐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仅有决心和口号就能釜底抽薪，也不是靠抓几个负面典型、搞一场吏治风暴就能高枕无忧的，那么，反腐如何取得可持续的成效?王岐山11月30日主持的反腐工作座谈会，提供了答案——从“反腐风暴”过渡到制度反腐。
当天，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反腐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要打持久战，不要搞运动，不要搞风暴，要靠制度。王岐山回应称，地方好像还挺适应这种运动式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但对于反腐持久性的问题，不仅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更希望的是润物无声。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润物无声”式反腐的要义，在于建立一套完备而且行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将权力监督具体到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以往反腐工作的经验一再表明，如果反腐只停留在“风暴”的层面，而没有制度建设层面的推进，当运动式的反腐热潮过去之后，必然会陷入“前腐后继”和“越反越腐”的怪圈。只有实现监督常态化、惩治制度化，才不至于每查处一起腐败案件都闹出“大动静”。
如何推进反腐制度化?中共高层和民间社会其实早已达成基本共识。
首要的努力方向，在于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十八大报告论及反腐败时，要求“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公开官员财产，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釜底抽薪之举。在公众对反腐的期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公开官员财产最能凝聚人心和重塑公众对官员的信任。
其次，要改革干部选拔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尤其着重解决权力过于集中、权力寻租等突出问题。腐败的源头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尤其在选人用人、制定重大决策过程中，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常常会给腐败埋下祸根。只有尽可能实现决策民主化，确保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将公权力活动公之于众，才能真正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第三，在革除党内监督积弊的同时，激活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在反腐方面的作用。中共近些年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权力监督的措施，但在现有的监督体系中，党几乎是反腐败的唯一主体，这使得反腐等同于“革自己的命 ”，其弊端不言而喻。从世界各国反腐建设的经验来看，在完善党内监督的制衡机制的同时，切实推进反腐制度化，还要让人民成为真正的监督主体，让媒体监督紧盯权力运行。
中共高层领导反复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多次重申“民生与反腐工作密切相关，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与腐败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显示了高层对当前反腐形势的基本判断。民众对各种腐败行为的怨言和愤怒，以及在网络反腐中展现的高度热情，同样显示了他们希望严惩腐败的鲜明态度。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对反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有基本共识。
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打出的反腐“组合拳”，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开局，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但是，反腐不能见到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更不能风暴过后一切照旧。如今中共需要面对的腐败痼疾，已不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反腐制度，让反腐列车驶得更快、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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