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映的冯小刚的电影《1942》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悲惨的历史。一场饥荒夺取了300多万生命，这个数字堪比抗日战场上的死亡数量，更是远超过南京大屠杀。而这样的灾难在中国漫长的饥荒史中，也并不是最后一次。事实上，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的粮食生产能力早已远远超过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总数。饥荒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其原因并非在于粮食的供给不足，而是因为一部分人因为社会、政治原因，无法获得粮食。
阿玛蒂亚•森在他的《贫困与饥荒》、《以自由看待发展》两本书中指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水旱灾害导致一个地区粮食产量的减少或许会是发生饥荒的重要原因，但饥荒从根本上是一部分人获得食物的权利的丧失。与河南饥荒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印度孟加拉饥荒同样造成300多万人的死亡。但阿玛蒂亚•森发现，在饥荒的年月，孟加拉的农业生产并没有显著地下降，一些其他的市场因素，比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腾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造成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农业工人的处境急剧下降。他还指出，饥荒从来都是社会最底层遭受的灾难，而鲜有听说哪个统治者受到饥荒的影响。可以说，饥荒往往都是人祸大于天灾。
既然饥荒是人祸大于天灾，那么尽人事便能大大减轻饥荒所造成的灾难。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指出，减少饥荒的影响，甚至消除饥荒都并不是难事。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采取了得当的干预措施，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水旱灾荒，1973年的印度，80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都是例子。同时，阿玛蒂亚•森强调：“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这是因为拥有“独立、民主与新闻自由”，政府就不得不暴露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就不得不采取措施积极救灾。而缺乏“独立、民主与新闻自由”的专制政府可以轻易地置民众的生死于度外，使得饥荒的悲剧一次次地上演。
专制的政治体制既不会给赈灾行为给予奖励，也不会使政府的不作为受到惩罚。
1942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候，中国政府终于在美国珍珠港事件之后正式向日本宣战了，而战争事实上已经在中国进行了5年。河南成了中日间来回争夺的地区，蝗灾、旱灾与沉重的赋税终于让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当时的河南省委主席李培基找到驻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希望能减免河南的军粮征集。但蒋回答道：“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一个救兵还是救民的问题，蒋的回答似乎也有几分道理。但《论语》里面有这样一段：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国之根本在于民之信任。每到大灾之时，政府的作为都是考验其执政公信力的关键时刻。越到艰难之时，政府的作为越决定了民心的向背，而民心的向背更决定了一个政权的生存。专制体制下的政府往往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罔顾民众的生死，而事实上，民众的生死问题才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事实上，从后面当灾情被外媒曝光后蒋介石政府的行动可以看出，政府并非没有能力救灾，而是不愿意救灾，因为在专制体制下，政府没有来自民众的压力。专制的政治体制既不会给赈灾行为给予奖励，也不会使政府的不作为受到惩罚。灾情，如果可以被掩盖，那么救灾就成了不那么迫切的事。
专制政府似乎更看重外国人的看法而疏忽本国民众的愿望。统治者关心他在别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更甚于其在本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而且，这种很荒谬的本末倒置的思维并非只存在于蒋介石这样的顶层的思想中，而是渗透在整个官僚体系里，成为一种政治公理，使得中国的官吏把接待外国人看成天大的事，而解决民众的疾苦倒成了可有可无的小事。
于是，我们在《1942》中便看到，为接待美国的特使，重庆的官员要把全市各界组织起来，不断操练高喊口号夹道欢迎。喊得不整齐，下面的官员还被批为造成了外交事故。而河南省委主席李培基在蒋介石面前听到一连串外交事务，自己就吓得不敢说话，事实上是从内心里并没有把民众的疾苦看成头等重大的政治问题，或者说，整个政治体制的环境迫使他不得不把对外事务作为头等大事，而内政事务则成了应付应付即可的事。
事实上，其他的民主国家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看法并非在于中国的外交接待有多么隆重，参与国际会议有多么频繁，而更在于国家是否能政通人和，民众安居乐业，从而使得国家经济繁荣，军力强大。
一场中国人承受的灾难，到头来还要在美国媒体的揭露下，才能促使中国政府开始救灾，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是专制制度的莫大讽刺。
在电影中，国民政府在河南救灾态度上的转折点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报道以及他当面向蒋介石展示的照片，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正式救灾。当时国内对灾情的报道并非缺失，但在国内高压的新闻监管下，新闻媒体成为政府机关的传声筒，稍有背逆媒体就受到沉重的打压。而新闻媒体本身应有的社会监督职能则无从得到发挥，沦为了权力的附属品。
当蒋介石不得不面对救灾的压力时，他问当时河南省委主席李培基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李培基答道：“政府统计1062人”，而在蒋的追问下，才说出“实际300万人”的实情。
事实上，专制政府并非完全不在乎民意的走向，因此死亡300万的话不能到处随便说。只是当政府手握新闻管制工具的时候，它便有了企图通过新闻管制，统一口径，封锁消息，逃脱救灾责任的动机。政府事实上知道，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政府的公信力将荡然无存。但在新闻媒体受到严厉钳制的体制下，真相大白是“小概率事件”，政府因此愿意“铤而走险”，掩盖真相。而当新闻机构的自由度越大，监督职能越有力，真相大白的概率越大，政府这种“铤而走险”的动机就越小。
蒋政府终于开始要救灾了。而这么大的灾情，政府之前什么都没做总是讲不过去的。于是政府又开始了找替罪羊的老戏码。抓了几个贪官，拉在卡车上，游街示众，旁边官吏扯着嗓子喊着某某某“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路把几个倒霉蛋押到了城墙外执行死刑。一个官员还责问旁边的随员，“怎么灾民来得这么少?”
马上要行刑了，为什么官员要训斥“怎么灾民来得这么少”呢?来观看的灾民数跟惩治贪官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杀贪官，惩治腐败的活儿就是一出戏，一个秀。就是将之前政府不作为的罪责统统推到这几个“最大恶极”的贪官身上。一个戏的高潮要开演了，观众少了怎么行?
专制体制下，司法体系往往都沦为政治的标签。缺少司法权的独立，缺少程序正义的保障，当权者就可以很方便地为他们的过失找到替罪羊。杀几个贪官平息民众一时的愤怒，而事实上什么都没有改变。
相对于民众的生死，与上司的关系，与同僚的关系，与兄弟单位的关系，往往更能决定官员的前途命运。
政府赈灾的粮食终于分到了河南，如何处置分配成了省政府的头等大事。在省委会上，几个部门领导干部就七嘴八舌争起来。僧多粥少，偌大的河南要分并不多的赈济粮食，要分到全省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自然会有各种争论。然而争论的结果并非使得最需要救济的灾民得到了救济，而是产生了诸多荒谬的结果。
当灾民逃荒的人群来到洛阳城下时，他们不仅被告知不准进入洛阳市，因为他们不是该市居民，而且他们也不是灾民，因为洛阳不属于灾区。因为只有豫北和豫南是灾区，所以他们只有再走回豫北或豫南才能成为灾民，才能得到救济。
看似荒唐，但在官员们看了似乎并不荒唐。官员的权力是由地域来划分的，因此救灾的责任也是由地域来划分的，救灾在地区上有个轻重缓急似乎也有道理。但官僚体系却不认可民众可以是流动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流动的民众与政府的管理体系相冲突。官员的升降不受那些可流动的民众影响，却直接地受着稳坐省府的省主席，稳坐重庆的委员长的影响。
荒唐的还不止于此。河南省政府为了赎回被蒋鼎文扣押的财政局长和粮食局长，准备向蒋鼎文行贿，而李培基的秘书也建议扣下一部分粮食换成黄金，以便以后打点中央所用。
在专制的官僚体系下，官员仕途的顺利在于他的上司的赏识，在于他的同济的帮助，甚至还在于兄弟单位的密切配合，唯独不在于其治下的民众的感受。相对于民众的生死，与上司的关系，与同僚的关系，与兄弟单位的关系，往往更能决定官员的前途命运。
温故而知新。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能否吃上饭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言，饥饿并不在于不存在足够的粮食，而在于一部分人获得食物的权利遭到剥夺。饥荒翻开历史，饥荒其实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今天的中国，民主建设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但那些曾经促成饥荒灾难的因素在我们身边并没有完全的消失。当我们有幸通过冯小刚的电影重新面对1942年这个曾经几乎被遗忘的巨灾时，重新思考那些致使灾难产生的原因，应当是这部电影带给我们最大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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