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是山西永济人，生于1907年，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纪登奎是山西武乡人，生于1923年，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李雪峰是太行区党委书记，纪登奎是冀鲁豫的青年干部。文革前，李雪峰做到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纪登奎做到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历史上，他们没有直接共过事。在1969年4月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们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走到了一起。这时，中国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他们虽然处在政层的顶端，但高处不胜寒，他们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197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李雪峰就遇到了麻烦。他在华北组的小组会上并没有发言。但他是华北组召集人，签发了有陈伯达、汪东兴发言的6号简报。这个简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陈伯达当时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汪东兴是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在毛泽东左右服务。身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哪里想得到，例行公事签发有他们讲话的简报，会成为重大罪过?
不久，他便被撤销了兼任的北京军区政委职务，“9•13事件”以后，又成为林彪集团审查对象。给李雪峰当过多年秘书的黄道霞在《周总理说：“雪峰同志是个老实人”》一文中记述，“1973年8月，当时十大前夕，毛主席提出雪峰同志当林的一伙处理，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妥，建议周总理去向毛主席反映，周建议纪登奎去。纪去反映，毛表示不屑再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坚持了一道处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在《回忆李雪峰同志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一文这样说：
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事件审理结案，我父亲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我父亲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吴、李、邱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谁知毛主席听了以后，莫测高深地说：“纪登奎啊，你这个人呀，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他用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总理和叶帅，说：“不像我，还有总理、叶帅，不像我们一样，老奸巨滑。”
纪登奎的提议被毛泽东驳回，李雪峰还是被开除了党籍，郑维山幸免。纪坡民对此不解，问父亲。纪登奎回答是：“主席对高级干部政治上特别严格，尤其是政治局的成员。”纪登奎去世后，纪坡民看望吴德，问：“李雪峰是不是林彪的人?”吴德说：“他哪里是林彪的人，历史上，李雪峰是小平同志的老部下嘛。”纪坡民又问：“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处理李雪峰?”吴德的回答竟然同纪登奎完全一样，一个字都不差，甚至连神情和语气都一样。
纪坡民还说，父亲和吴德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仍然不是很明白。
李雪峰1971年被押送到安徽六安独山镇，第二年转到肥西蟠龙墩，1973年被开除党籍后，又关押到安徽肥东瓦屋岗一个部队仓库审查，身心倍受折磨，这当然很冤枉，很不幸。
毛泽东抛出陈伯达，有更深的考虑。他接着“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把李雪峰、郑维山拿下，都是针对更大的目标——林彪。按说，到了1973年，林彪已经死了，林彪的山头也倒了，郑维山可以保留党籍，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处分李雪峰?纪登奎向毛泽东提议，正是出于这种常规思维。毛泽东说他少两根白头发，不像自己和周、叶老奸巨滑，其实是说，你对党的传统了解得太少。纪登奎时年50岁，虽然入党已经40多年，但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对高层的政治斗争还是理解不深。毛泽东这次没有过多地责怪纪登奎，但言谈话语间觉得他不够老道。
纪登奎为李雪峰说情不成功，但这件事却没有完。
纪登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以后，开始从领导层淡出，到1980年，已经辞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家赋闲，可谓门前冷落鞍马稀。而李雪峰的处境则大为好转。1979年经胡耀邦批准，他从关押地安徽回到北京治病，结束了隔离禁闭。后经王任重出面过问，准许留在北京居住，发给县团级文件阅读。接着，李先念又在李雪峰的申诉信上批示：“对雪峰同志处分这样重，显然是康生、四人帮搞的，我主张应该给他改正。”李雪峰平反有望之际，听说纪登奎当年为他说情的事，主动登门拜访，见面的第一句话是：“纪登奎啊，你好大的胆子呦，竟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
纪登奎也说出了当时的不解：“如果大家的发言讲的是对的，革命的，《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发言是反革命的，那么出《简报》就等于向中央检举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嘛，怎么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他们见面谈得很投缘，从此时有来往。宦海沉浮，风云莫测，两个退出政坛一线的高级干部，成了很好的朋友。就这一点而言，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善有善报。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发文件为李雪峰平反，恢复党籍。
1988年，纪登奎病逝，终年65岁。
2003年，李雪峰病逝，终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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