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中共换届后的当选者并不会搞什么就职仪式，因为这种做法常常被某些人讥讽为西方民主的“花架子”，也有被指责为作秀之嫌。但是，习近平在11月15日率中共政治局新常委与中外记者的见面却引起了社会轰动。西方媒体干脆把他在见面会上的简短而朴实的讲话，称之为“就职演说”，而且还是一次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十分难得的、具有一定感情色彩”的演说。
西方舆论界有这样的评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素来关注政治家们的个性特点。对境外记者(其实也应该包括内地记者)来说，能在性格内敛不苟言笑甚至用词用语都十分规范乃至有点刻板的中国官员口中，听到几句有个性有特色而不是照本宣科式的话，实在是太少见了。因此，外媒有点惊叹、甚至评价得有些言过其实，也就很好理解了。少见当然多怪啦!
说实话，就连我这样一个已经有了一把岁数绝非黄口小儿的中国人来说，在听到习近平讲话的“现场直播”时，也居然被触动了。我之所以被触动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他讲话中所透露的历史纵深感。他说“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寥寥数语，尽管了犹未了，却勾勒出了中国从古至今时而光彩时而曲折的发展轨迹。而一句“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则突显出了中国新一代“当家人”对沉沉使命的清醒认知。这种历史纵深感，显示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厚重和精神上的延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化体现与传承。
由此，让我想起了当年乔治•小布什在履任美国总统时的一段话，他说(大意)，当我们每次看见独立纪念碑下摆放的鲜花时，当我们在父辈的橱柜里看到那种老式的但却擦拭得十分干净的卡宾枪时，我就会明白，生活永远都不能放弃战斗的精神!我也记起了当年在德国法西斯大兵压境，斯大林在莫斯科阅兵时的讲演，他面对荷枪实弹马上就要从阅兵场直接奔赴战场的红军士兵们说(大意)，我们这个产生过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两人皆为战胜拿破仑的名将)、格林卡(音乐家)、托尔斯泰(文学家)……以及无数卓越历史人物的伟大国家，是不可战胜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回顾历史总会激发一个民族的奋斗精神，而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理性传承，其实就是对一个伟大民族生存密码和她的精神DNA的传承!
习近平的“演说”令我受到触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讲活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充满了对中国公众心理的理解。他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他讲到“孩子们”时，我觉得眼眶中有些湿润;而当他说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我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这虽然是对中国执政党一贯秉承之宗旨的重申，但在物欲横流、人情冷漠、官商勾结、无视公众利益、衙门作风严重的今天，能听到这样的“重申”与庄严的宣示，仍然令亿万中国普通公众能感到秋色的绚丽与秋阳的温暖。一位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操着满口“京腔”告诉我，这几年他从来就不听什么“领导”的报告讲话，不管是大领导还是小领导，一律都算上。“但是这回，嘿，邪门儿了，这回他讲的(指习在见面会上的演讲)，我打开车载radio，‘竟然’从头到尾听完了!您说，怪不怪?”
这位的士司机觉得奇怪的事，其实并不奇怪。一是习近平讲的不是“官”话，是老百姓听得懂的“人”话，就像他当年在农村插队当村支部书记时，在炕头上与老乡话家常。而最最重要的，则是他用这种极为通俗的语言，把公众最为关心的几件民生大事，列入了新一代执政党领导集体的施政目标!当一个执政党能把普通公众过好日子的心愿，结结实实、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当一个执政党执政63年之后，仍然还懂得、还明白、还清楚：百姓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不是他们对执政者有什么苛求，而恰恰是每个公众理所当然享有的权利、是任何人与生俱来的追求时，这个执政党的思想就没有僵化，它的肌体也就还在“接地气”中保持着活力与希望。
说到“接地气”，说到与中国普通公众的联系，就不能不说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的一段特殊经历。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简称为“知青”阶段。这个名词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也带有强烈的只有中国才有的浓厚的政治特色。尽管这一特点和特色对境外媒体与公众十分陌生，对外国人来说更是如同“无字天书”，但你如果不了解这段发生于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不了解这场涉及上千万中国青年人的运动，那你就无法理解、无法分析、无法预测中共新一代最高领导的所感所言所行。
中共十八大后，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在新当选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有多人曾经置身过上世纪60年代末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中。在七位“入常”人士里，就有四人曾经是“知识青年”，他们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社会管理者的意识形态。依照此理推论，可以设想，如果在中国执政党的最高决策层(即领导集体)存在这样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领导人，就不难想见，无论岁月如何变幻，在人的世界观形成阶段中留下的“底层”情结，必然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也就会或隐或显地影响到一系列的政策走向，甚至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生活造成的这种精神烙印，会在这些社会管理者做决策时产生强有力的心理暗示。
在那个动荡的“文革”年代，年轻的他们曾在中国的底层看到过一个最真实的中国：严重的贫困、极度的落后，以及生活在这种低劣的物质与精神状况中的亿万父老乡亲。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上存在的一切悲情与悲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锥刺般的、终生难忘的震撼。这种震撼经过思考和沉淀，形成了他们承认现实、尊重实践的素养;形成了他们不受种种虚幻、空洞、华丽词藻和假革命的诓骗，能独立地思考问题，寻找矛盾的真实症结的思维特点。当然也形成了他们讲话中较少官腔、较少学生腔、较少八股腔的特色。生活教育了他们，民众教育了他们，也使他们褪去了幼稚盲目和书生气，拂去了极左思潮的重重浓雾，并且最终明白，只有实事求是才永远是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不二法门，是摆脱种种羁绊的伟大的精神母床，是一个政党能够永远与时俱进的不灭的心火!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积淀，才使他们后来成为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随后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决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而他们本身成为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包括恢复高考制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的最直接的受益者。
笔者上述所言的一切，只是要说明，每一代人探寻治国理政的道路都有一个独立思考独立摸索的过程。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不知道诸位读者朋友是否知道，正是在1968年(即中国开始“上山下乡”运动的同一年)，从欧洲开始后来又波及到北美，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也发生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在法国，运动的精神支柱是“存在主义”创始人萨特，是后来的社会党主席密特朗和共产党主席马歇。在美国，具有反战色彩的青年运动中有一个佼佼者就是后来的总统克林顿。评价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影响，迄今仍然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无论怎样评价，有一点已经成为共识，那就是人们都承认，战后欧美社会的高速发展造就了一个具有完全独立意识的“新生代”。
中外尽管不能类比，但我们同样可以说，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是一代有着独特经历并对中国的问题有着独立思考的群体。独立的思考使他们既不会简单地继承也不会简单地盲从。他们深知，正如当年中国革命的指挥部并不在莫斯科而在延安的窑洞一样，未来中国发展的设计院也不会是在华盛顿而是在北京在中南海在中国人朝夕生存的大地上。中国共产党人只能扎根于中国，中国未来改革的命运也只能掌握在十三亿智慧勤劳的中国人民手中。因为，人民，只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中共惟一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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