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内地媒体最热最时髦的新闻词汇大概就是“倍增计划”了。其实，所谓“倍增计划”就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两个“翻一番”，即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都将翻一番的目标。那么，这一计划的实质性内涵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总结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在用两个“同步”一词来加以表述。其一是要使“国强”与“民富”同步;其二是要缩小差距，尽量使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在收入分配上，尤其是在幸福感上达到同步。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共同富裕上做好功课、做足准备、加大施政力度!
如果仅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我们可以很乐观地说，实现翻番并不太难。“十二五”规划早就把中国年均增速设定为7%，结果第一年就达到9.3%，今年估计会在7.5%以上。中国只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经济年均增速保持在6.9%~7.1%之间，就可以在2020年实现GDP翻一番。到那时，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与美国大体相同。
那么，另一个“翻番”即城乡居民的收入翻番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前景呢?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了9.2%，农村居民年均实际增长了8.1%。按照这种计算方式估判，如官厅派经济学者胡鞍钢所言，只要今后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2%左右，目标就完全可以达到。
看来，官厅派经济学家们的乐观并不是没有道理、没有依据的盲目乐观。依照他们的推论，八年之后的2020年岂不是真正的“国强民富”了吗?但是，且慢，这种诱人的估判的最大偏差之处，也恰恰就出在“人均”二字上!就在于忽视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人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就在于忽视了国强不等于民富，而民不富国就不会真正强大的治国之道上，就在于忽视了中国在显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已处在了十分危险的临界点上，就在于忽视了中国每年要增加近千万的失业准失业和潜在失业(不完全就业)的劳动力上，就在于忽视了在急速出现的城市化浪潮里有数千万劳无定收、居无定所的既非农又非城的流动人口上，就在于忽视了因为各类资源匮乏带来的社会发展成本的大幅度提高上，就在于忽视了中国正在迎来一场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大海啸，而如果没有及时的人口政策调整，没有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的巨大投入，这场社会大海啸有可能吞噬掉所有的发展成果……
是的，当我们把那些准备花数百亿资金“买”下名山秀水，“买”下国外的海滨沙滩的富豪们，与那些靠卖啤酒瓶靠卖报纸为生的拾荒者放在一起，进行人均收入的统计时，即便是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的翻番又有什么意义!倍增无疑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也是国力增强的重要保障。但是，单纯单一的倍增并不等于公众幸福感安定感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倍增也不等于民富、更不代表公众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笔者要说，站在GDP增长的角度和人均角度看倍增计划，从2012至2020年的八年时间，是足够了。但如果站在幸福指数和公众生活质量角度来审视这一计划，八年时间，对中共新的领导集体来说，施政的空间则十分有限。
八年，呱呱坠地的婴儿会变成背起书包的学童;风华正茂的青年会迈入事业有成的中年;已入而立之年的人们则会在流逝的岁月催促下双鬓添霜，初迎人生的秋天……但是，对一个正在实行巨大变革、经历着历史性转折的国家发展进程来说，对于奋力争先努力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中国来说，又实在是太艰巨太紧迫了。
艰巨，因为这个目标中包含了过于浩繁又过于复杂的内容;紧迫，因为所有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攻坚克难，都必须在这极为有限的八年时间内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全体成员和它的新的领导集体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内，率领全体国民，戮力同心、心无旁鹜、目不转睛地向着“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迈进，才有可能到达胜利的彼岸。用一句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就是只能用短跑的速度来完成一次负重越野的长跑，只能用朝夕不怠的精神来度过未来的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项最为给力也最为吃力的项目叫做“铁人三项”，笔者以为，中共十八大闭幕的那一刻，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铁人三项”正式起跑的发令枪响的时刻!$nextpage$
就在中国公众对执政党抱着热切期盼的今天，中共的每一名成员都应该深思，究竟应该从哪里入手，去获得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正能量呢?又将从哪里才能找到，才能汲取成就这番事业所必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深厚的自信力呢?
笔者以为，首先，鲜活的正能量和强大的动力蕴藏于亿万民众之中。鲁迅先生早在其著名的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中就曾经指出，要找到中国的自信力，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他说，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努力奋斗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换句话说，只有民众才是决定一切事业成败之本。本人十分赞成，中共提出的要在十八大之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关于群众路线的教育活动。也十分希望，那些拿着高尔夫球杆，在高级会所与老板们推杯换盏，坐在包厢里欣赏西洋歌剧的红色贵族们，能脱下名牌西装，走出豪车，走进老少边穷地区百姓的柴门，端起乡村留守儿童盛着咸菜和糙米的饭碗，去重温自己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鲜活的正能量和强大的动力还来源于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方针政策的依据和导向，不仅仅是解决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攻坚克难的利器，而且是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社会得以进步的旗帜。对世界来说，改革开放更是当代中国最突出最鲜明的国家形象，是中国以富裕文明和平的东方大国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实现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共同繁荣的唯一纽带和桥渠。中国执政党对改革开放能否坚定不移，能否具有高度自觉，是中国公众判断中国执政党是否勇于与垄断利益集团实现切割，是否与百姓同心同德，是否与时俱进保持生气朝气和思想锐气的惟一尺度。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判断未来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令人放心的世界大国的最好标志。
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鲜活的正能量和强大的动力也来源于豪情万丈的改革战略规划与周密细致的改革“战术”实施的完美结合，来源于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规律的摸索和对中外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吸收与汲取，来源于对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充分考量和对长远与近前社会影响的权衡利弊，一句话，就是要有冷静的辩证思维，只有在一片乐观气氛中看到并不乐观的因素，才会百战不殆。也只有时刻防止和警惕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时，中国的改革才会“稳坐钓鱼台”。
让我们以时下媒体热议的收入分配改革为例。如果国家在近期制定出企业职工最低收入标准，那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社会反应?笔者相信，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可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权益，低收入群体一定会欢呼雀跃。但另一方面，吸纳了全国绝大多数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将会纷纷大倒苦水，并且极有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即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压缩生产规模并大量裁员。根据相关研究，最低工资每增加10%，企业人均劳动工资将上涨0.38%，但企业雇佣人数将整体下降0.59%;对人均资本最低20%的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每增加10%，其人均劳动工资将上涨1.29%，但企业将减少2%的劳动力雇佣。同时，最低工资上升会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最低工资每上涨10%，企业出口额将显著下降1.95%。
可见，当工资改革方案主要集中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等问题上时，经济发展水平是否还能有整体性提高的难题就又变得十分紧迫了。
如果说，中国在收入分配上出现了这样难缠的悖论，那么，美国当前就是在税收上出现了类似的难题。民主党的奥巴马主张对富人加税，而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则同样用加税后失业人口被动性增加来予以威胁。尽管美国选战已经结束，但选战所揭示出的经济悖论却依然存在，并且困惑着全体美国国民，也给美国的未来覆盖上一层不可预知的担扰。笔者相信，凡此种种悖论，都会以种种不同形式出现在未来中国的改革道路上，今天是出现在“一次分配(收入)”上，也许明天就会出现在“二次分配(税收)”和“三次分配(社会福利)”上。我们平时所说的改革瓶颈，其实就是这种令人陷入两难，只有拿出大决心与大智慧方可破解的羁绊。
因此，笔者愿送一句诤言：倍增计划绝不是一件轻易可以成功的计划。以往的机遇，让中国人享受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历史馈赠;未来的挑战，也会让中国人感受到要最终实现小康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智慧。这就是乐观与不乐观并存的辩证法，信然。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