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巨大的底层，是中国转型道路上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过度的两极分化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构成了中国转型的一个巨大障碍。
最大的障碍，是人为制造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底层。按照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年计算，截至去年止，农村贫困人口高达1.28亿，城市贫困人口高达5000万，两项相加已逾全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但这仅限绝对贫困范畴，是底层中的最底层。如果把相对贫困纳入，即统计口径扩大到进城的2.5亿农民工及其家庭，显然，底层社会已占全国总人口十之七八。
通常宣称，中国人均GDP已达5432亿元。这样的人均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社会财富并没有真的均分到每个国民的头上，并无助于占全国总人口十之七八的底层族群的脱困，无助于他们生存状态的改善。即中国人均GDP的增长进而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实际上与占全国总人口十之七八的底层社会无关。
这就导致了财富分配的倒金字塔结构。最大多数的财富涌向了人口总量最小的上流社会，人口总量最大的底层社会占有的财富总量恰恰最小。中国基尼系数之突破0.55，也就毫不足怪了。而在一般发达国家，基尼系数都维持在0.24到0.36之间。
规模巨大的底层，是中国转型道路上的一颗不定时炸弹。这跟海峡对岸的台湾比较一下就再清楚不过了。台湾之所以能顺利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消灭底层。通过制度上的均富安排，台湾70、8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几乎每个社会成员受益，原来的社会底层普遍中产化，作为一个阶层的社会底层在台湾事实上是从此消失了。因此，即便百万红衫军上街抗议，群情激愤之下依然进退有据、秩序井然。固然有过陈水扁时代的族群冲突、操弄民粹和意识形态狂热，但受制于公共理性，台湾再乱也乱不到哪去，社会的转型成本因而相对可控。
中国大陆则不然。无恒产则无恒心，要求零和游戏中的受害者、沉沦者保持公共理性，坚守底线共识，那是太奢侈了。规模巨大的底层，因此不仅意味着财富结构失衡，更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断裂。这种断裂更深层的意味，是共同体的破灭，每个阶层都是一个漂移的板块，彼此的命运轨迹不仅迥然不同，而且往往对立，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燃点最低的阶层当然是底层，当经济向好就业充分时，他们尚可安生，一旦经济大幅下滑，他们被从急剧萎缩的就业市场中猛然释放出来，马上就会是千千万万绝望的流民和游民，犹如决堤的洪水冲击四野。转型的成本将无从控制，而放大到极限。
两极分化中，最严重的分化是国强民弱。
跟底层社会的贫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的极度富有。2011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而在2012年，仅用十个月就突破了这个大限。有专家预言，2012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将逾12万亿，超过美国。更令人咋舌的是，这些只是政府财富的一部分，如果包括非税收入等所有隐性收入，按隐性收入总量为财政收入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口径计算，中国政府全年实际收入逾20万亿，绝非危言耸听之事。
并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政府，分到的蛋糕最大。直接创造财富的社会，分到的蛋糕却最小。国强民弱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会如此?
最深刻的原因，在于财富分配机制本身。中国的财富分配机制有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等多元方式，但最起作用的方式，还是按权分配。在国家机器内部，通常是按权力等级自上而下，权大者多得，权少者少得。由于强政府弱社会，社会自治、公民自决范畴的社会权利被剥夺，政府与民争利，导致国家与社会横向分配的彻底失衡。
结果，政府消耗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流向。政府最不差钱，却成本最高、能耗最大。有统计表明，中国政府本身的消耗至少占到财政收入的20%，而在美国，政府本身的消耗只有9.9%，欧洲的政府消耗则只有5%，日本更是少到只有2.8%。再考虑到发达国家以最小的政府消耗，为社会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公共服务，政府投入大而产出小之中国特色，就更让人难以心平气顺了。
权力不受制约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大弊端。表现于财富关系上，则是政府聚敛不受制约，政府消耗不受制约。政府本身成了最大的聚宝盆。权力直接通向财富。也就无怪乎每年的公务员招考会那么激烈，那么多的精英不是涌向社会涌向企业涌向创业，而是涌向政府涌向分肥。财富黑洞最终发展到人才黑洞智力黑洞创业黑洞，造成人才上智力上的巨大浪费，以及民间创业的巨大萎缩。
政府成了聚宝盆，但蹊跷的是，政府并不是主要的受益者。举一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了：无论政府怎样不差钱，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公务员，他们的小日子其实并不宽裕，并不比其他社会阶层好过多少。以致于绝大多数普通公务员跟其他社会阶层一样，有着巨大的失落感，对现实强烈不满而常常怨声载道。
绝大多数普通公务员很少受益，那么政府不差钱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除了通常所说的三公消费，除了决策不当导致的巨大浪费，政府不差钱的钱，很大一块通过各种隐性方式，流入了占公职人员极少数的寡头权贵之手。即政府往往也是冤大头，寡头权贵往往借政府之名，因政府之手，为自己聚敛财富。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过是寡头权贵的洗钱工具。站在政府背后的寡头权贵，威猛到足以欺负政府或者政府的某个系统，令政府或者政府的某个系统也不得不俯首贴耳为之疲于奔命。
寡头权贵通吃，寡头权贵独占发展红利，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仅仅抽象地抨击政府，事实上是不够了。政府不是全部问题所在，全部问题都在实际操纵政府或政府某个系统的那一只只寡头权贵的黑手。有人说，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的政府。中性政府这个概念并没有错，政府确实不应该为任何利益集团所驱使。但问题是中国现状离这目标尚有距离。摆脱寡头权贵的操纵，建设一个中性的政府，有待整个社会继续奋斗。
就此而言，社会和政府都是受害者，即都是寡头权贵的受害者。即寡头权贵越来越成为全民公敌——也是政府之敌。所谓两极分化表面看是底层跟富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深一层看是国强民弱即政府跟社会之间的两极分化，更深一层看其实是整个社会跟寡头权贵之间的两极分化。要真正解决两极分化，就必须解决寡头权贵，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了。
被寡头权贵所统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极端的社会。一个极端的社会当然是一个最不稳定、风险最高的社会。中国社会必须告别极端，回归正常社会即回归中性和均衡。而要告别极端、回归中性和均衡，首先必须结束寡头权贵的统治。不结束寡头权贵的统治，就只会以极端不断刺激极端，最终形成极端的恶性循环，社会资源被极端的恶性循环所耗尽，整个社会陷于完全的衰竭状态，改良无路，革命无力。这才是最坏即最可怕的状态，也是整个社会最需要警惕的。
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必须跟寡头权贵切割。在政府自身尚且被寡头权贵操纵的情况下，单靠政府的力量与寡头权贵切割，无异痴人说梦。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必须先有社会的崛起。崛起的社会所形成的巨大的倒逼之势，与体制内的变革冲动会合，始有与寡头权贵对等博弈的可能。任何单一的力量都不可能对寡头权贵构成致命威胁，因而都不可能改变整个社会包括政府被寡头权贵“殖民”的不幸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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