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比喻为一支载着全体国民的庞大船队的领航者，那么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北京所作的报告，就可以视为今日中国领航者的绩效宣示与政治宣言。笔者以为，领航今日之中国不但要有乘风破浪的雄心、气度、魄力、意志、决心，而且要有足够清醒的判断与足够开阔的视野。清醒的判断来源于智慧更来源于永不懈怠的忧患意识，开阔的视野来源于娴熟、来源于与时俱进的知识更新，更来源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与对新鲜事务的摸索与学习。
从胡锦涛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中共高层对形势判断保持着应有的清醒，也能感觉到中共领导层在未来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把握上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
让不少中外媒体有些意想不到的是，在胡锦涛一个小时零四十分钟的讲话中，他并没有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十七大”以来取得的辉煌业绩，而只是实事求是地将其概括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五年”，“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五年”。相反，在指出“五年来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同时，他却话锋一转，“转”向了对当前存在各类问题难题的阐述。诸如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问题突出”、“障碍多”、“差距大”、“腐败多发”、“形势严峻”……这些用词用语的份量之重，让人不禁想到不久前刚刚落幕的美国选战，想到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对民主党竞选对手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抨击。但是，不要忘记，中美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在大洋彼岸持批评态度的是对方、是竞争者，而在北京、在中国，这些批评却出自一个执政党的自我剖析和自省自励!从这一点看，执政63年的中共的确依然有着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断吐故纳新的能力。
可以证明中共领导层具有较为开阔的治国理政视野的，是胡锦涛讲话中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一段论述。在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中，他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上升到关乎民众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高度。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胡锦涛一方面呼吁要尽快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另一方面又要求把这一建设扎扎实实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各级党政部门，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经济政治也好，文体教科也罢，都要时时把保护生态放在心上，把保护生态的理念融入所有的社会事业中去，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必须包括生态保护的进步。回想五十多年前，中国曾经用“人定胜天”的口号进行过全民动员;四十多年前，甚至还把“移山填海”、“围海造田”的荒唐做法作为壮举来加以歌颂。今天，看到中国的决策者们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看成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保障，不禁要感叹，这是多么巨大的理念转变和国策转变!笔者以为，这种转变对中国未来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种发展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人们已经普遍认同的科学发展观得以形成的最广泛的认知基础。
千万不要小觑这种转变。因为关心生态其实就是关心人、关心人的生存质量和关心生命。反之，就是忽视人，忽视或者无视生命。如果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一种决策倾向选择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那么它们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背叛生态、背叛自然就是背叛生命，当然也就从本质上背叛了人性。也许，在这些人看来，这是在危言耸听。但如果联想到我们的北方邻国——俄罗斯在上世纪出现的改旗易帜的巨变，诸位还会认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杞人忧天吗?要知道，正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因核泄露造成的生态灾难，暴露了苏共官僚集团无视生命的冷酷嘴脸，也使这个无能腐败的统治集团在俄罗斯人民当中、在全世界公众当中，受到了空前的抨击，也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态状况，不但是苏联解体的第一把手术刀，而且也是压垮苏共官僚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胡锦涛谈到的文化建设。这一部分之所以令本人精神为之一振，是因为胡锦涛实际上也是第一次运用了“大文化”的观念。并且用这一观念来阐述中国当前与未来的文化建设。这透出了一种理论勇气，是一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与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化的根本区别。革命导师列宁早就说过，文化是一种社会形态。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就会明白，“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并不是虚语而是实言。所谓的“大文化”观，就不仅仅是指文化产品和文学艺术的创作及其成果，而是指全民族的创造活力，换言之就是对一个民族的首创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孕育和培养。可见，这种大文化建设所包含的范围和内容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兴盛和发展，而且要扩延至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使一切文化的、人文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创造力都能够充分奔涌、持续迸发。由此，胡锦涛提醒各级党组织必须十分注意，在促进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同时，也要使中国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还要使全社会的人文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得到全面提高。
顺便说一句，胡锦涛在这里又把“道德”吸纳进了他的大文化观。因此细心的人会“发现”，胡锦涛在谈文化建设时，又对如何加强中国公民的道德素养做了很深入又很简洁的分析。话虽然不多，但层次分明，颇有时代感。他从大到小，从面到点，把社会与公民的道德素养分为了四个层次。一为“社会公德”、二为“职业道德”、三为“家庭美德”、四为“个人品德”。同时他还适时地把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中所通行的“信用体系”建设，融入了中国当前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总体构想之中，很明确、很中肯、很醒目地提出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这四大目标。笔者之所以说，胡的这些道德论述颇有时代感，是因为这段看似十分简单的概括中已经大胆地吸收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新的研究成果表现在：
一、把中国历史上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观与以大生产为基础、以公德(含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为核心的现代道德观做了科学的分析，找到了“结合点”。
二、把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对接”尝试，为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有效可行的道德精神保障，避免了市场与道德两张皮、互为悖论的理论窘境。
其实，严格地说，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有过一次用“大文化”观来“指导”统领甚至可以说裹挟了全党的时期，那就是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但那是一个以革命的名义，革文化命的时期;又是一个以文化的名义，搅乱并破坏了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时期。这一对中国公众造成巨痛和惨痛的教训，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文化观，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优秀文化的一次浩劫。正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有了痛定思痛，中共才有了今天这种建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的大文化观。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宝贵的，也是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笔者相信，有了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了这种较为科学、较为合理、较为完整的“大文化”的有机构想，中国执政党就获得了先进文化的有力精神支撑，中国社会也就有了永续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华文化找到自身健康发展道路之时，就是它大步走向世界并拥有光明未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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