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季翘，1912年生于山西五台，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成为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高级干部。他保持着深厚的理论兴趣。
195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从苏联引进了别林斯基始创、尼古拉耶娃阐发的“形象思维论”。周扬当时是文艺理论界的权威，又是主管文艺的中宣传部副部长。“形象思维论”有周扬支持，成了文艺理论的金科玉律，即人们认识现实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科学家主要用抽象思维，艺术家主要用形象思维。
60年代，郑季翘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分管文艺工作，接触到形象思维论。他思考，如果艺术家另有一个思维规律，毛泽东《实践论》中所阐述的人类普遍的认识规律何以存在?1962年7月，周扬到长春视察，郑季翘向周扬当面讲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周扬能改变观点。周扬当时没有表态，却在沈阳一个座谈会上说，“斯基”是不能随便批判的。郑季翘理解，周扬讲话所指就是他。这促使他下决心，在1963年2月写成了一篇论文《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文艺创作中形象思维论的批判》。按照当时通行的组织原则，郑季翘给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许立群写信，并附上这篇文章，希望指正。中宣部没有答复。郑季翘又向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讲了他的观点，得到支持。东北局书记处开会，吴德讲了这个问题，得到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的赞同。
1963年底，1964年初，中宣部召开各大区宣传部长会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关山复问周扬对郑文有什么意见。周扬说，“季翘同志最好在肯定形象思维论的基础上再去批判，然后可以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关山复转告郑季翘。郑季翘认为周扬压制讨论，他的文章己没有发表可能。1964年夏陈伯达到长春，郑季翘把文章给陈看了，陈要郑修改充实，寄给《红旗》杂志。不久《红旗》编辑部又打来电话：“根据伯达的指示，编辑部向你约稿，望尽快寄来。”1964年10月，郑修订了文稿，增加了现代形象思维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先声和基础的论断，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1965年1月，郑季翘打电话给《红旗》编辑部，询问稿子如何处理，编辑部回答说：“稿子早已收到。按老夫子的意思是要发表的，但因中宣部方面有不同意见，所以没有发表。”同时，郑季翘请吴德将文章给彭真，想越过中宣部，得到中央领导支持。
在吴德等人支持下，论文1964年底在东北局政治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刊物《试笔初稿》上发表，作为密件发给省以上宣传干部阅读。
1965年8月，陆定一到长春，郑季翘去看望。陆定一说，“我路过沈阳，强晓初同志把你写的文章给我看了，我从来都是反对形象思维论的。”几天后，陆定一视察长影，在干部会上说，“形象思维论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
1965年10月，周扬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讨论郑季翘文章的座谈会，当面作自我批评说，“季翘同志对你不起，处理你的文章我有官僚主义。”
郑季翘于1965年1月又完成第三稿，题目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红旗》尚未刊出之际，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1966年3月22日在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有新的观点，新的创造。吉林省一个文教书记，写文批判形象思维论，写得好。当时有人说，郑季翘的文章不好懂，毛泽东说：我看很好懂。1966年4月5日，《红旗》第五期发表了郑季翘文章。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一个月以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5月28日向党内公布了名单，并通知六个中央局各选一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东北局书记处开会决定推举郑季翘，并于6月3日通知了他。
东北局为什么选择郑季翘?第一批公布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都有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后来公布的尹达也有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东北局内有一个省级领导干部的文章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选择他顺理成章。
7月下旬，郑季翘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受到毛泽东接见，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伯达对他说，中央文革人手不够，希望他留在北京工作。郑婉言谢绝，回到吉林。因和人私下议论“文化革命就是‘易储’”，“江青很傲慢，净教训人”，被江青知道，后来还是被中央文革除名。
文革初，郑季翘受过冲击，后来被结合进吉林省领导班子。他当政并不左，支持过电影《创业》的拍摄，受到了一把手的排挤。
1977年底，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其中谈到“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谈的，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这时，理论界有人想到了郑季翘，把他的文章和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捆在一起批判，并怀疑郑季翘能够当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因为江青赏识。好在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向中央有关领导报告，郑季翘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是原东北局书记处决定的，与“四人帮”毫无关系。1978年5月，郑季翘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副秘书长。次年初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答辩文章，关于形象思维的争论逐渐回归为正常的学术争鸣。
毛泽东为什么在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写信肯定形象思维，1966年3月22日又支持郑季翘批判形象思维论呢?我想，这和他不同时间的心态有关。1966年，他支持了文史哲各领域一批挑战权威的文章。他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了发动文革，可能也是这样的思路。
1984年，周扬因异化论受到批判，和郑季翘同住北京医院。在病房走廊里遇见郑夫人华迦，问老郑对“异化论”问题怎么看?他为什么没有批判我呢?华迦说：“他批判你一回就够了，也不能总批判你呀?他不同意人人站队式的表态。他说，关于‘异化论’问题可以讨论嘛，真理越辩越明，应该以理服人，不能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以势压人的方法。”周扬很高兴，正准备与郑季翘畅叙，郑突然病危，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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