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的观察与分析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进行，不过，却少有人从中国最有权力的一群人物——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角度去考察。尽管中国社会包括官场热衷于猜测和议论常委的人选——这尤其在换届年非常明显——传播各种不同的常委版本，但将之作为正式的研究课题，却少之又少。
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精英群体。作为一个有着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并且在组织纪律性上非常严密，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们可说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核心层。虽然根据中共党章的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又选举产生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但是，党章又规定，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行使其职权，在政治局闭会期间，由常委会行使其职权。而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委会，政治局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这样，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由政治局的常委们在行使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职权。
另一方面，尽管中央委员会是中共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但由于中央委员会成员众多——每届中央委员大约有一百六七十人，加上候补中委，人数达到将近400，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在党的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成为具体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决策者只能是人数更少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共政治局一般由二十多人组成，其成员大多是由久经历练、精心挑选的职业政治家组成，他们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高层，或是重要地方省市党的一把手，特别是其中的常委会，组成人数更少，因此，他们实际是中共和国家大政方针、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和领导者，掌握着中共和中国的权力，可谓名副其实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核心。
包括刚刚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因此，分析从十二大到十八大中共常委会人员的组成、结构、知识背景、经历甚至个人爱好，寻找其间的规律，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预测中共自身的发展，亦有助于认识和预测中国的政策走向、发展变化。
从改革以来七届常委来看，可以发现有以下规律可循：
常委的制度性和稳定性加强，反映了中共政局和中国社会的制度化和稳定性也在增强。
七届常委中，除了前两届即第十二大、十三大常委组成人员在本届任期内有变化、稳定性差外，其余4届(十八大常委刚产生，不纳入)没有发生此种现象。唯一的例外是十六大常委，排名第六的黄菊于2007年病逝，未能任满，但黄的空缺并没有由其他政治局委员填补。
考察十二大常委和十三大常委，这两次常委的人员变动，当然与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赵对政治事件的处置失当、立场错误，违背了中共的政治纪律有着直接关系。这是引发他们下台的直接因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正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时候，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争民主和自由的学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对这些事件的处理考验着执政者尤其是核心层的政治智慧，稍有不慎，不仅会导致个人的命运发生改变，也会使共产党甚至整个国家垮台乃至分裂解体，苏东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巨大的压力和考验面前，个人和执政团队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尤其在事件的处理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造成这两届常委的内部稳定性差，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常委们分歧明显，不能达成共识。内部稳定性差的原因，一是中共的权力精英们受到外部的影响和干扰大;二是中共此时还受到老人政治的支配。胡赵虽为总书记，但对党和中国的事务的决定权仍在于邓小平等一班元老手里。此种情况与中共刚从文革走出不久有关。元老政治在江主政的前期也相当明显。不过，随着邓等一班元老的相继去世，强人不再，元老政治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这种余荫还流传着，影响着中共的权力安排。今次十八大的人士安排就给人这种想象。尽管如此，十三大后的几届常委再没出现这两届的人员变动情况，表明中共的政治稳定性趋于加强，国家也大体处于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nextpage$
常委规模回归七人传统，从而有利于中共民主的发扬。
中共刚刚选出的十八大常委是七人，而十六大、十七大的常委规模为九人，再往前，十二大常委是六人(最后一年变为五人)，十三大是五人，四中全会后调整为六人，十四大和十五大皆为七人。为什么十八大的常委规模回归到十四大和十五大的传统?如前所述，中共常委作为最有权力的执政团体，其规模是有讲究的，规模过大或过少都不好。因为中共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常委人数如果过多，会造成常委权力的分割，不利集中，但如果过少，又会不利民主。所以，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规模。中共执政后常委人数绝大多数时候介于五至九人之间，只有一次人数超过九人，达到十一人，这就是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政治局常委从原来的七人增加到十一人，从而成为中共党史上常委人数最多的一次。但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有关，1966年正好是文革发动的一年。由此来看，在五、七、九之间，七人为最佳的常委规模，既能发挥民主又能保持集中。
那么，常委人数为什么要选择奇数而不是偶数?尽管也有几届常委人数是六人，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单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而是从政治实践来看，这样配置更有利于决策。就党内的决策制度而言，常委会的决策是所有决策——包括党内决策和国家决策——中最重要的决策，而常委会决策的人数问题——投票者的人数是奇数还是偶数——又会影响到决策的效率和质量即党内民主的发展。因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与规模(人数)有关，也与规模本身的结构有关。要促进党内民主，提高决策的效率和质量，常委人数就应该是奇数，而不应该是偶数。现代民主政治讲究“一人一票”原则，常委会的议事和选举也需要符合该原则。另外，常委会在作出重大事情的决策时，一般使用票决制，票决制就必须是奇数。
所以，十三大后，常委人数一直是奇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共党内的民主化尤其是执政团体在决策和选举上的民主化有一定进展，相对来说，党和政府的决策比过去要更加民主。因此，十八大的常委规模恢复到七人，自在情理之中。
中共的执政方式也在发生缓慢变化，现代执政风格在逐步形成。
中共是通过革命而取得执政地位的，在革命时期，中共做得非常成功，但也因为此，中共在长时间里，以革命党的一套组织体系、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和动员方式来指导、领导和管理社会，从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前不提，改革后也在延续这套执政思路和风格，尽管在程度上有所弱化，这弱化的一面，也就是现代执政色彩在加强。
从改革以来的七届常委组成人员看，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十二大的六位常委都经过了革命和战争的生死考验，是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邓、叶、陈、李不讲，乃革命元勋，胡和赵也都是职业革命家。从知识背景看，这六位常委除邓在法国勤工俭学外，其他五位所受的教育都不是很高，基本上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现代科学和管理知识缺乏，虽然他们实际经验丰富，但其在革命中获得的知识也多是有关和军事斗争的知识，这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和思维。作为他们中唯一的例外，尽管邓也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现代科学和管理知识也很欠缺，但由于他在资本主义的故乡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触摸和感知到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工业社会的魅力，这对他后来推行改革开放是有关的。总的来讲，这样一个执政团队，不大可能自觉带领中共从一个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其执政方式很大程度上还在延续过去的风格。
十三大的五位常委(1989年后为六位)，除赵外，分别是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加上1989年后上来的江泽民，五位新人都有大学和专业背景，从而弥补了前届常委知识上的缺憾，但一方面由于国家的决策权实际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另一方面鉴于当时整个社会的左倾氛围，他们既不可能自觉亦无力去推动中共的转型，用现代执政方式领导中国。
十四大到十七大的常委，除个别如李瑞环外，教育背景更完备，都有大学及以上的学历。这几届常委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如江、朱等，是在解放前接受的大学教育，一部如胡、温等，是在解放后接受的大学教育。后者多数在大学学的是理工科，另外，在他们人生观形成的时期，正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非常强调的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讲究的是集体价值，排斥个人主义，某种意义上这与自然科学强调整体的思维模式也是一致的。所以，人们才会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执政者冠以“工程师治国”的称呼。顾名思义，“工程师治国”把治国作为一项工程来对待，在强调整体重视物的价值的同时，也抹杀了个体差异忽视了人的价值。当然，“工程师治国”也讲究规律，强调科学，反映在管理上，90年代以后中共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水平确实有一定提高，建章立制工作做了很多，包括中共常委自身选拔的制度化，都在加强，例如，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常委只能任两届，年龄则实行一刀切，到了68岁必须得退下来，虽然对其合理性可以讨论，但它表明常委选拔是有章可循的。而制度化恰恰是衡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准之一。
刚刚选出的十八大常委，除了主管宣传的刘云山学历低一点外，其他常委的学历层次都很高，习、李甚至还是博士学位，另外，从知识背景看，文科背景居多，文科思维的一大特点，是重视历史和人的价值。这届常委和上届常委相比，从其个人经历看，还有个特点，就是虽然两届常委重视秩序，但由于教育背景和面对的社会环境不同，他们更重视法律在社会秩序构建中的作用，注重以法治国。
所以，总的来讲，几届常委对执政规律的自觉探索加强了，开始有意识地推进中共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包括从习、李起，领导人的选择不再偏重工程师，而是转向有经济学、法学等文科背景的官员。确实，为适应历史的新要求和人民的新期待，中共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和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加快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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