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刚到北京就受邀担任一个高中英语竞赛的评委。在听到许多选手介绍中国过去如何贫困、现在如何富强后，我对另一名评委说，学生们似乎有点被保护过度。“他们什么也不懂，”她回答道，“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过日子。这一代人都这样，被宠坏了。”
过去8年来，这种观点不绝于耳，媒体也不厌其烦地附和。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罗援，最近批评中国青少年“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这样如何能肩负起国家的未来?作家慕容雪村称中国年轻人“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喂得肥肥的”。年轻一代人只相信官方声明，有的人认为反对官方言论就是异端，他们也懒得去查实事情究竟如何。
慕容雪村批评年轻人只信官方声明其实站不住脚，因为在一个社会化媒体的时代，官方信用已经被撕碎。不过官员的孩子们都胖墩墩的，倒是颇具讽刺意味。
有关食物的比喻能说明问题。老一辈中国人觉得，“为何他们(年轻人)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当初却历经磨难?”矛头直指“80后”从不知定量配给为何物，是在改革开放后被养大的一代。这正是中国年轻城市人口与父母之间前所未有的巨大代沟。
26岁的博士张君这样形容眼下的状况：“这不仅是年纪上的代沟，还是价值观代沟、财富代沟、教育代沟、关系代沟和信息代沟。”30岁的记者林美莲直言道：“我和母亲完全不同，没任何话题可谈。她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毕竟，父母一辈子都在偏远的农村劳作，子女如今却生活在充满了购物中心、苹果手机和随意约会的世界里。
这种疏离感并非中国独有。但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年代人之间的延续性要好很多。我少年时候在曼彻斯特，和我父母上世纪60年代在布里斯托、悉尼确实有所不同， 但那种差异不会如此之大。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人们，生活在农村、信仰毛泽东思想、一个村子都没有一部电话、没有大学、工作靠分配。中国人，尤其现在50、60岁的人，往往看起来像在自己国家的移民。他们有迷失的感觉，对新的社会规范和习俗的不习惯。移民往往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可以从中获得寄托。但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则没有这种连续性。他们在年幼的时候相信毛泽东主义，在青春期时被告诉说这是个可怕的错误，然后遇到了改革开放追求致富，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青春的思考迅速被抛弃。
中国年轻人因所谓的物质主义而饱受诟病，其实这仍是其父母奉为圭臬的价值观体系。在经历过价值观毁灭之后，这一代人安全感的来源一直是钱。钱至少在幻想中没有抛弃他们。张君说，“中国人爱钱，因为中国人没有了历史。”黄怒波，一个诗人和千万富翁，现在已经50岁，是少有的几个公开谈论这些事的人。在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他说这是“被破坏的社会生态。”但是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少之又少。
尽管中国“移民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医生、律师或者教授，但中国医生收入微薄、过度劳累且不得人心，律师的命运与变化莫测的司法体系相联系，教授想要赚钱大部分依靠外快得到。
经历过一切向钱看的年代后，在中国父母眼里，最重要的并非专业地位或公共成就，而是金钱和安全。“我母亲不理解我的工作，尤其是我挣不到‘外快’”，张君说，上次回家过年时我堂兄也在，他是医药代表。母亲不停地说“你还不如和你堂兄一起做生意呢!他挣了那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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