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新四军提出谈判。为此新四军向延安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和日军接触，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准备反攻的策略。新四军于是派组织部长曾山出面与日方接触。文革前，曾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中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当时担任联络员的孙宇亭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的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富治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富治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孙宇亭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佑民说：谢富治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富治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主审，严佑民和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富治对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富治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烧掉了。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这时站出来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后来下放五七干校。但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3月，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他在狱中仍然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从不乱说。
1971年“9.13事件”以后，吴法宪下台。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1972年4月，曾山病逝，以九届中央委员善终。
1972年9月，严佑民假释出狱。孙宇亭前往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激动地说：“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一身是病的严佑民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孙宇亭后来撰文回忆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l974年秋，严佑民作了结论。1975年初召开四届人大，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主持公安部后积极向中央打报告，于当年10月9日恢复了严佑民公安部副部长职务。严佑民当时要求离开公安系统。华国锋对他说：“我们要留你。”
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以后，严佑民参加了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1977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兼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2001年病逝，享年83岁。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宁愿自己坐牢，也要为下级承担责任，这种高风亮节，理应受到世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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