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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幸福”与全方位改革

tebiebaodao 2013-04-06 19:01:10 秦晓鹰/文 总第186期 放大 缩小

  近日,在内地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有一档连续数日的采访受到了极大关注,这包括了广泛的好评与如潮的诟病。这项新闻采访的内容就是CCTV的记者拿着话筒,逢人便问:“你(或您)幸福吗?”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平常常,甚至己经平常得近乎有点“傻”的问题,却几乎使所有被采访者都感到十分突兀。当然,回答者的应对也就必然是千差万别。特别是当被采访者把“你幸福吗”错听成“你姓傅吗”,并回曰:“我姓X”时,这番所问非所答就一下子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笑料。以至尔后几天的互联网都变成了空前的“笑话大卖场”。如此的“雷语”以及如此见拙的采访,让成千上万的网友们笑着骂着,几乎乐翻了天!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相信CCTV推出这一采访题目的初衷绝非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是要通过受访者之口,来印证和赞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给老百姓带来的种种实惠以及由此产生的幸福感。初衷绝对没错,而且多数受访者,无论是老年、中年、青年,还是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也都从各自不同角度,谈到了变化、谈到了快乐、谈到了收入的增加、谈到了健康、谈到了衣食无忧、谈到了上学不要钱看病少花钱、谈到了买汽车住新房、谈到了饱览大好河山、谈到了出国旅游、谈到了跳街舞和拍婚纱照……但是,除了这些,依然有不少人在“你幸福吗”面前欲言又止,或干脆如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莫言那样,出乎意料地给予了否定式回答。笔者相信,像莫言这样,认为自己时下“不幸福”或者“不怎么幸福”的社会公众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依然大有人在。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十年来,中国党和政府的为民、惠民、富民、保民、安民、养民的政策措施还少吗?难道十年来,令国人引以为荣的国家变化还不够举世瞩目、举世皆惊吗?

  如果我们还没有集体失忆,如果终日忙忙碌碌向前疾行的中国人能稍稍站住脚歇歇气回望一下十年来自己走过的路,就会看到也会明白:巨大的变化已经使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原来的中国了。今天不只是城里人而且几乎是全民都在往楼房公寓房里搬家。私人不但有了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而且有了汽车。电脑、手机、信用卡毫无悬念地被全民接受。理财金卡已不足为奇,白金卡户才是最牛。宣称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也许是谁在起哄瞎说,但LV的女包、昂贵得让人发疯的法国化妆品却真的成了中国女人的流行时尚。手机一年一换甚至一年两换更是年轻人的稀松之事。像迪拜所有的那种世界名牌购物中心都在用醒目的中文向中国客人做着介绍也做着遵守文明的善意提醒……我们已经在国内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奥运金牌不是世界第一就是第二。在国人还不大懂网球规则时,中国就有了法网冠军。改装的航空母舰下了水,自产的航母指日可待。海洋深潜达到世界水平,三四批航天英雄跃上了太空。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一系列超级工程即将竣工,所有灾区的新校舍里都已是书声朗朗。曾经神秘得让人觉得有点高不可攀的外交,也第一次与中国劳务出口工人的生死安危、与利比亚大撤侨、与沿海渔民出海作业的安全紧密相关……所有这些关系到国民生活、国家形象、国计民生,甚至是可以极大满足国人虚荣心的活生生现实,难道还不足以在我们心头掀起幸福与自豪的涟漪吗?笔者相信,只要是思维正常的中国人和祖籍为中国的人,只要不是心怀偏见心眼偏狭者,内心不仅会掀起涟漪,恐怕还会翻起喜悦的大浪呢!

  但是,诸位又必须看到另一个事实:我们的国民内心依然不会被幸福全覆盖!我们的许多公众依然会“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里的“肉”,只是比喻,其实在许多场合已经是海鲜鲍鱼乃至是不该吃的鱼翅了。而“骂娘”,也只是泛指,其实是一种牢骚、一种抱怨、一种不满足罢了。中国公众为什么会这样呢?细说起来,原因不外乎有五。首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是因为人的幸福感是分层次的。生理第一需求的满足即温饱无忧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幸福层次,之后则是对精神的层次、文化的层次即精神层面的要求。第二个原因则是对社会关系的需求能否满足所引发的对幸福感的影响。这就包括了对和谐安宁(包括安全)社会环境的需求、对自然环境的需求。第三,则是幸福的政治含意。这就是对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追求与诉求,对发展个人的爱好、兴趣、能力和开拓个人创造性的需求。第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缩小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扩大惠及全民的社会服务的内容和领域,缩小收入分配即贫富差距,遏制资本因素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不断扩大的趋势,清除充满了腐败元素的权力场与金钱场中的潜规则,也无疑是增加公众幸福感的关键一环。第五,从道德角度层次上说,人们的幸福感历来与人际道德水平的提高与健全密切相关。从古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桃花源式的理想,到渴望“雷锋叔叔”的回归,到期望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体系,以及对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强烈呼吁,无不牵扯到公众幸福指数的提升与下降。$nextpage$

  由此可见,所谓的不幸福感其实就是来自中国人对幸福更高层次的追求,来自中国人在实现初步小康生活水平之后,对实现全面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憧憬。而这种幸福感与不幸福感的同时存在,这种浅层次的幸福感与深层次幸福追求的叠加,恰恰说明了中国发展到现阶段的特殊性,说明了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从温饱型社会向全面富裕、文明、民主社会的接力赛跑。可见被人们说的云山雾罩的政治,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挖掘出政治背后的生活真谛,只要敢于把生活的考试题坦坦荡荡铺展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沙盘上,只要政治人物能够冷静清醒、实事求是地汲取生活的营养,只要政治家抛开所谓的权谋和私利,不为狂热、不为谄媚、不为假大空所绑架,而让思想的触角始终与真实的社会生活相互连接,执政党的政治生命就不会“死机”。因为,懂得了真实的民情、国情和世界之情,就等于获得了最有效的祛腐防变的“杀毒”软件。只要我们对前面所述的幸福接力赛跑的本质内涵加以思考、加以剖析,就会霍然顿悟,这其实正是中国13亿公众对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寄予的最大希望!

  中国共产党历来宣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言行的始发点、初衷以及远谋都是“只为人民谋幸福”。今天,人们都在纷纷预测,十八大后的新一届执政党的领导核心又应该以何种姿态与何种作为来提高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和信心指数呢?笔者以为,实现和满足公众多层次幸福感的途径,也是惟一的途径,只能是进行扎扎实实的、真诚的、有步骤的全方位改革!

  笔者以为,这里所说的全方位改革既包括抓住历史的机遇也包括卸掉历史的重负,更包括把中国变成一个以民心、民生、民主为权力精髓的现代国家。而要把民心、民生、民主作为国家权力的精髓,首先就要力除(笔者没有用“根除”)腐败和力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要做到这点无疑就要努力推进通过民主途径对权力和垄断既得利益的监督与制约。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停滞拖延和犹豫都不能保证伟大祖国的长治久安。对于吏治也就是用人制度上的腐败,城乡二元结构的沉重积淀,行政权力的寻租倾向,官僚机器的庞大和低效,意识形态的老化与僵化……都必须认真地研究并有部署、有步骤地加以或革除或修理。总之要尽快行动起来。因为任何封冻或踽踽而行都无济于事。用不了太久,70后、80后,甚至90后都会势不可挡地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土改”、“大跃进”、“文革”,甚至对“打倒四人帮”、“解放思想”都会十分陌生。如果不进行或者缓进行政改,历史(当然也包括传统)也许就要断层。而当新一代人用完全不同的与历史割断的思路去思考中国的未来时,当新新人类完全不懂中国近代的屈辱和中国现代的奋斗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会有类似网络的防火墙吗?

  千万不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中至关重要的扩大民主看成是洪水猛兽,看成是自毁长城,看成是一种国家运行中无关紧要的摆设。民主选举起码是一种政治文明。尊爱民主其实就是尊爱选民。而选民就是公众、就是人民、就是供养政府的纳税人、就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把扩大民主范围和改进民主程序的看法,一律视为异见异动甚至视作寇仇,视为照搬西方制度,这既是对西方的美化,也是对中国公民的侮辱。

  当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中国的未来,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涉及到权力的运用规则,因此应该有成熟充实具体明确的设计。这既是执政党胸怀愿望理念与激情的综合,又是办法步骤操作试验的全系统推行;它绝不能变成对公众心愿的撩拨,而只能是对公众诉求老老实实的交代与稳妥践行。

  除了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之外,笔者以为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全方位改革还应涵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环境建设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要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劳动力红利消失的情况下,力争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包括避免过度过快的城市化造成的社会管理的无序和紊乱;包括有效避免因失业与隐形失业所引发的社会不满和动荡;包括“医治”因道德水准普遍下降而加剧的社会冲突;包括弥补社会公共服务的短缺,大规模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也包括加大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有力治理等等。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一个进一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问题。中共中央早在几年前就在大大小小的场合提出了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社会的目标。但目标提出并不等于目的实现。笔者以为今天这个以学习为先导进行理论和思想创新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与更加紧迫了。也许是过于简单地理解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不争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了吧,中国思想界在探究新的社会现象研究、新的理论问题上的兴趣是大大减少和减弱了。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弱势,无法给这些年的改革以强势的支撑,不但使许多改革常常会进退失据,甚至还有所倒退。

  笔者认为,为了下一阶段全方位的改革,必须对今天中国的阶级或阶层或社会集团或社会群体加以理性从容科学的探讨和分析,找到矛盾的焦点也要找到合作和谐的基础。必须对中共完成向国家执政党转变的过程内容进行全面的理论判定,其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阶级职能和全民管理职能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社会角色、社会职能与责任有全新的定位。必须从经济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区别,并探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的道德整合。必须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比中找到中国走向世界的“国际语境”、共有的价值认同和文化包容。新的改革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新的理论创新又意味着新的突破和风险。只要政治权力不介入思想的争论,我相信理论创新的火花一定会照亮未来的改革之路。

  邓小平先生曾经充满睿智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的确,中国人在过去的30多年中用这个硬道理战胜了许多来自“左”和来自右的小道理、软道理,克服了许多因为不发展、因为贫穷带来的种种矛盾和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但是今天,在创造了以往的辉煌之后,人们又终于“发现”:发展同样会带来太多太多的新难题、新忧患、新挑战和新危险。其中最令人愤怒的就是腐败,最令人寒心的就是贫富悬殊,最令人沮丧的就是道德滑坡,最令人忧虑的就是环境污染。尽管这些新矛盾、新难题仍然属于社会进步的螺旋式上升的对应点,是国家获得初步繁荣后面临的新挑战,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会在徘徊中丧失,就会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耗尽,也会在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倒退。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共十八大光荣的使命,就是要用全方位的改革消除和克服战胜这些困难,与自己的近9千万党员和13亿人民一起,同心同德地再创富民强国的新局面。这也是全民族对执政党新的领导集体和新的领航者的无限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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