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革，我们总体上来看是说得太多，做得较少;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这样的问题谈得较多，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出台得较少;相机行事的政策调整太多，制度性的改革较少，总是应急、救火，而不愿意立足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你问我中国经济在某个特别的日期以后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我恐怕只能诚恳地说不知道。我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我也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内幕消息，不知道最近会有什么重大政策出台。但我知道，中国经济在2012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这种困难不是简单的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根本上说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内生性的，尽管诱发因素是欧美大型经济体因为金融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所引起的外需骤降。
既然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内生性的，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只能依赖于系统性的结构调整，而非依靠相机行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样的技术性手段所能解决。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好经历长期经济低迷的心理准备，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等待国际经济形势好转就能自然痊愈。
虽然不具备预测能力，但我愿意猜测一下。我猜测高层的宏观经济管理者们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们清楚长久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在存在严重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依靠外需的强劲增长，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时间的大量投入，依靠外来投资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依靠高储蓄率，依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获得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有其致命的弱点，一是难以长期维系，一是经济增长的成本过高，后遗症很严重。宏观经济管理者明白目前这种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是一回事，是否能够着眼于未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是另外一回事。
事实证明，邓小平是对的，中国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不走入绝境，不到山穷水尽，改革的决心就下不了。只有局势的发展威胁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才有可能痛下改革的决心，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改革总是意味着要承受新变化所带来的未知后果与风险，意味着目前利益格局的调整与既得利益的流失。所以，对于改革，我总体上来看是说的太多，做的较少;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这样的问题谈的较多，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出台的较少;相机行事的政策调整太多，制度性的改革较少，总是应急、救火，而不愿意立足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不愿意放手既得利益，又急功近利，要求立竿见影，恨不得马上就把政绩拿到手，生怕下任占了便宜，怎么可能着眼根本、立足长远?由于决策不科学，不透明，这些专注于短期政策效果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矫枉过正，忽左忽右，从政策的实际效果上看反而是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各级政府部门对于实质性的改革常常只说不做，甚至玩打左灯向右转的把戏，以改革的名义搞国进民退，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以改革的名义寻租。
政策的药治不了制度的病，不能再试图用“聪明的”政策去掩盖制度层面的问题了，依靠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外需拉动、牺牲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中国经济的出路取决于管理层对改革的态度。
今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低增长时代的元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可能很难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上去。从国际环境上看，至少在最近三年，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不会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状态，美国的经济虽然已经探底开始回升，但也不能指望他那个重现格林斯潘年代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强劲需求，美国刚刚收获了一个大的教训，不可能这么快就忘记了金融危机的痛苦。欧债危机还在发展之中，欧洲人还未痛下决心告别高福利体制，他们的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可能变得旺盛起来的。
从国内市场来看，内需继续不足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中国的内需不足是由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所决定的，是必然的。中国的家庭部门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太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反过来说，政府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太多，国有企业部门的利润总量太大，寻租活动的规模太大。家庭部门本来就很低的收入，因为社会保障系统的缺失，因为住房、教育、医疗、中国社会未来的不可预见性等原因还不敢进行消费，或者已经被高昂的房价所透支了。
需求不振，如果继续走老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大量投资来刺激经济，驱动经济增长，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原本已经严重过剩的产能，势必会恶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然同时也伴随着宝贵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2008年的新增贷款余额为4.9万亿，2009、2010、2011年的新增贷款余额分别为9.6、7.6和7.5万亿元，加上4万亿刺激计划投放的财政资金，加上地下金融系统的新增贷款，30万亿的资金投下去，有什么效果?打鸡血、吃兴奋剂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的。
再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上升也不支持中国经济继续走低成本扩张的老路。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工厂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俨然已经成了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的晴雨表，只要中国统计局传出好消息，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必然振奋，否则必然疲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很快，尽管还有一半的人口在第一产业部门就业，尽管中国劳动力供给上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在经济学者之中还未达成共识，但大学招生规模的跨越式发展无疑已经使“刘易斯拐点”的症状明显出现了。由于高等教育过去十年的超前发展，超常规发展，目前每年的入学人数近700万人，造成“大学生产能”的显著过剩，大学生在整体上供大于求，就业日趋困难，工作状态和薪资水平在蓝领化;同时，非熟练工人供给日趋紧张，工资水平白领化，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不断增强，熟练工人更是如此。而制造业所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多为蓝领工作岗位。把年轻人送进大学，表面上是积累了人力资本，为他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但人力资本和其他的生产要素之间还有个匹配的问题，超前发展必然导致过剩。同时把这些年轻人送进大学也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很难再成为打工仔、打工妹了。农二代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经年累月地通过官方媒体宣传对草根阶层来说不切实际的美好生活，现代生活，农二代们越来越难以接受他们父辈黄牛般辛苦劳作的生活了。他们要过正常和现代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薪资水平能够让他们过上电视中表演的那种生活吗?廉价的劳动力提前消失了。
激进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劳动力供给在急剧减少。原本是为了掩护制度的缺陷而将中国低生活水平现实归因于人口负担，但这项错误的政策却长期得不到纠正，甚至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再加上时间成本上升、抚育成本上升、生存环境恶化、贫富差距等原因，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到危险的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人口普查，目前北京、上海、东三省这些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大体上仅为0.7，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广西也仅为1.7左右，大大低于完成正常时代更替所需的2.1水平。可以预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劳动力的成本一定会保持持续上升、快速上升的态势。
土地的成本短期也难以显著下降。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土地的供给自然不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土地的供给量受行政力量的支配而非供求定理的支配。为了土地多卖钱，地方政府自然不愿意充足地供应土地，自然会受到很强的激励去人为地制造土地供应的短缺，人为地通过抑制容积率和小面积住宅单元来抑制住房的供给，同时去打击住房“黑市”——小产权房。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不但透支了未来的需求，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各行各业商业活动的成本，真是一业兴旺百业衰。
环境方面的成本也在上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常被人称为涸泽而渔式的、甚至是断子绝孙式的发展模式，如果把过去三十年的环境成本也计算进去的话，我们的GDP还能够剩下多少就真是个问题了。也许将来治理这些污染、恢复生态环境所需耗费的代价在价值上会超过我们先前所取得的产出。现在我们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到了人民容忍的临界点了，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导火索了，厦门、大连、启东、宁波这一连串的事件都因环境议题而起。
所以，原来依靠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外需拉动、牺牲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渐渐地走到了它的尽头。未来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nextpage$
不能再试图用“聪明的”政策去掩盖制度层面的问题了，中国经济的出路取决于管理层对改革的态度。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人均GDP还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50%，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空间也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还根本看不出人类想象力、创造力的边界，基因非常出色的中国人更是如此。中国缺的不是钱，中国缺的是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投资机会。
管制与管理不同，取消经济管制不是要不要政府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改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的问题。
如何才能够让潜力变为现实。不能靠投资，靠大建铁公机，要靠制度变革、体制创新。对于改革与创新，我们不能只喊口号，只谈理念，具体来说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改革呢?我想应该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停滞多年，能否重启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能否真正转型，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会在投资驱动、经济减速的老路上越陷越深。
首先，是保护私有产权。政府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应该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力的保护，企业家创业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民营经济部门的投资就会短期化，人才和财富就会外流。道理显而易见，但地方政府和滥用公权力的无良官员巧取豪夺、肆意侵犯私有产权的案例数不胜数，如以打黑的名义，以整顿市场秩序的名义所进行的财产没收或国有化。
其次，是改革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不是政企分开，不是管理创新，不是强制分红，更不是抓大放小、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布局调整。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设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只有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才需要介入，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国有企业是一个如何尽快退出的问题，而不是加强管理、做大做强的问题。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越大越强，市场的竞争性就越弱，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受损害。凡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地方，必然伴随着进入管制，不公平竞争，价格管制。金融行业，有几千家国有银行也没有用，政府敢放开利率、敢放开牌照的限制吗?即使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仅仅意味着提供预算，而不意味着设立国有企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最先进的战斗机都是由民营公司提供的，政府下订单即可。美国的航天飞机退役后，往太空运输物资的服务就是由民营公司提供的。国有企业凭什么政企分开?凭什么自主经营?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生存于竞争性经济领域，不让它自主经营，它如何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生存，让它自主经营，岂不是变成了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了一种经济割据，变成了官僚资本，出资人的利益如何保障?至于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一个规范与监管的问题。不进行民营化，国有资产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失吗?因噎废食的想法并不可取。至于国计民生的理由，把人民置于自身利益的对立面，荒唐可笑，自相矛盾，不足道也。至于执政基础的理由，同样荒谬，政府运行所需经费，大可光明正大地动用征税权去解决，大量低效国有企业的存在，不是稳固了执政基础，而是在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千万不要忘记经济增长是我们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是打破行政垄断，解除经济管制。垄断所有的经济体都有，但中国的垄断与众不同，我们的垄断与微软公司的垄断不同，我们的垄断大都是政府创造出来的垄断，是行政垄断，是政府保护的结果。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是经济垄断，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效率的体现。如果能够对国有企业完成布局调整，将国有经济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行政垄断就比较容易破除了。行政垄断降低了市场的竞争性，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减缓了创新的速度，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你看在北京打个车有多困难，连个车行都要垄断起来，一些地方甚至还要引进外资成立合资出租车公司，就是不让自己的老百姓自己干，行政垄断猛于虎啊。
经济管制不仅窒息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压抑了中国人的创造性，经济管制还是滋生寻租活动的肥沃土壤。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经济管制就是清除官员腐败行为最有效果的措施。扬汤止沸远不如釜底抽薪。在中国，经济管制无处不在，所以，寻租活动也就泛滥成灾。与经济管制无处不在的状况同时并存的是社会管理，不论从质还是从量的角度去衡量都严重不足。原因很简单，经济管制体现的是权威，带来的是利益，即所谓租金，而社会管理提供的是服务，体现的责任和义务。都愿意管别人，不愿意被人监督约束，都喜欢金钱和享受，不喜欢辛勤劳作。人性使然，非觉悟也。这就是为什么行政审批取消一批又长出一批，甚至越清理越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第四，转变政府职能。管制与管理不同，取消经济管制不是要不要政府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转变政府职能，把我们的政府改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的问题。这个政府不仅是服务型的，还是有限的、透明高效的、强大的。
有限的含义就是要合理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总的一个原则就是政府只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存在，如提供国防、外交、司法等公共产品，界定产权，维护市场秩序，制约企业的市场力量，消除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稳定宏观经济运行。
国务院在前一段时间清理整顿行政审批项目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凡是民众能够自决的，政府都要退出;凡是市场可以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否则，宪法在哪里，许多问题不早就解决了?但说总比不说好，比颠倒黑白胡说好，至少能够起到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透明就是要有一种机制保证把政府的活动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要有一种机制保证把政府拥有的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置于法律的笼子中。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保证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是来源于选票，而不是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的上级。谁给予他权力，他就会向谁负责，这是铁律。
如果政府的活动透明了，社会的言路畅通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就不再会是僵化的了，就会对民意做出灵敏的反应，犹如企业家一样，就会具有纠错能力，就能够不断进化，不断完善，就会变得生机勃勃，否则，就会对遥控玩具飞机和出租车窗玻璃的摇把都心生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控制再多的资源和权力，终归不能说是强大的。大，不是一定就意味着强，小也不是就简单地等同于弱，强壮忠诚的猎狗总是能够战胜虚荣粗鲁的蠢驴。
第五，是降低税赋水平。调整税收结构，抑制非税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在现在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政府主导的，种种理论不过是在理论背书而已，政府要主导，必然会拥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必然要控制尽可能多的经济资源，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必然会集中大量的经济力量来干预经济活动，壮大政府力量，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同时，政府的权力得不到制约，所以，财政收入大幅跑赢GDP和居民收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中国政府太昂贵了，民众有点吃不消了，随便到哪个层级的城市，站在最繁华的迎宾大道两侧，那些高大豪华建筑物的业主都是谁?不是政府部门就是国有垄断部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民营经济部门尚可在夹缝中生存，政府的财力也同步大增，在今天经济增速下滑的阶段，民营经济部门高增长时代尚能勉强背负的高税负、高物业租金、名目繁多的收费罚款在现在这个低增长时期就越来越变成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抑制非税收入，调整税赋结构，降低整体的税赋水平，迫在眉睫。
但降低税赋水平与完善社会保障系统并不矛盾，因为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方面有相当大的空间。看看环绕北京城区的会议中心，看看高档酒店、饭庄、旅行社的发票存根，看看大街上无处不在的豪华公车，你就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减税的空间。况且看看政府手中还控制着万里河山，一百多家巨型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出售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账户、养老金账户。
你看看官员公布一下自己的私有财产有多困难，你看看全国住房信息的联网有多困难，你就知道改革会牵涉到他们多大的利益了。
中国需要改变，问题是谁来改变中国，如何改变中国?
中国的改革事业陷入徘徊犹疑的状态，并不难理解。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中，政府部门就是势力最大的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即是改革的领导者，又是主要的改革对象，自己革自己的命，当然困难。你看看官员公布一下自己的私有财产有多困难，你看看全国住房信息的联网有多困难，你就知道改革会牵涉到他们多大的利益了。你看看他们把纳税人称为屁民的气魄，你看看高官脸上的掌印，就知道他们的势力有多大了。虽然如此，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永远不会由单个利益集团所决定，而是由所有利益集团的合力一起决定的。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互联网时代中，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力量中还包括国际社会对人们的影响。人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许多东西，只要它存在，只要被你感觉到，就开始产生对你的整个世界产生影响了，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即使你非常不幸地生来就是屁民、屌丝，也不要自惭形秽，愤世嫉俗，心灰意冷，轻言放弃。你也许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至爱亲朋吧。你可能不知道，你在慢慢改变自己的同时，你已经在悄悄地改变着这个你不那么如意的世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每一个中国人手中，既包括权贵，也包括屌丝。你选择了鲜花，这个世界便多了一缕芳香;你选择了黑暗，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丝光亮。不要问谁是英雄，不要问什么时候春暖花开，而要问你为春天的到来做过多少努力。
中国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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