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胡温执政的10年。这10年无论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着巨变。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谈到未来的发展时，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这段话语虽然是对未来的一个告诫，但实际上也可把它看作是这1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中国共产党讲究历史，评价一个时代，亦需要我们有历史感的。所谓历史感，也即从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待一个时代发生的变化。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不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真正经得起历史逻辑的检验。
对胡温执政的10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三个时间维度中去评价。这三个维度是，近代、建国和改革开放，这10年则分别占三个时间维度的1/10、1/6、1/3。
晚清以降，中华帝国已进入到它的垂暮之年，在和新兴的充满张力的异质文明的首次全面竞争中败北，保种自强成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保种的任务算是完成，自强则真正刚刚开始。及至改革开放，由于前30年一系列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和冷战的国际环境，当中国再次争眼看世界时，又面临一个“开除球籍”的问题，融入世界——实质是融入西方——作为一个急迫问题于是被提出来。
尽管三个维度面临的具体环境、任务和目标不同，但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从中国争眼看世界起，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强盛以及现代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使命。只不过，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到建国后，才有能力实行一种自觉的追求。再到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学习目标则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西方。
就这条主线而言，胡温执政的10年是上述三个维度的延续。应该说，在这10年里，国强的目标已经实现。与前述三个维度比，在最近10年，转型的速度在加快，特点更明显，对现代化所追求的内容与目标也更加自觉。同时，本10年还有一个特点不能不提，这就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及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民权意识，从而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构成了挑战。
具体而言，这1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的成就主要有：
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贫困人口继续下降。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世界排名第六，10年后的今天，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2年的1000美元达到2011年的5414美元，贫困人口下降到1.2亿。中国成为世界老二的意义并不在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大幅增长，而在于，它成功地恢复了一个古老大国的自信，为顺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这10年，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和谐为代表的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它有力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命题，由此造就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同时，它也说明，中共是能够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的要求，指导时代发展的。
政务公开有了初步推进，阳光政府建设开始破题。现代政府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只有政府的信息和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错误和官员腐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使各社会主体预期到政府的行为，建设一个清明政府和清明政治。尤其就政府在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而言，公开透明非常重要。在这10年，以非典疫情的公开为始，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标志，以政府预算公开为常态，以新媒体的发展为倒逼机制，政府行为的公开化有了一定进步。
入世锁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从此，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封闭之中。加入WTO虽然不是这10年的事情，但在此10年里，坚持开放和履行承诺，使中国走向了一条开放不归路，更好地融入世界，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亦是我们百年现代化的目标。
社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以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和救助等为主的社会建设直接与民生切实相关。它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福差距，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建立内需主导型社会的需要。在这10年里，虽然经济建设还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但社会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如取消农业税、免除学杂费、建立义务教育、取消药品加价，并建立了虽然低水平却是广覆盖的社保体系，从而极大改善了民生。$nextpage$
城市化进程有了快速发展。城市化不仅对中国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它还是中国今后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保障，此外，城市化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后者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中国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农村转向城市，而这是需要通过城市化来完成。在这10年，城市化以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裹入到市场和城市文明的辐射中，致使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完成了中国从乡村城市的转变。
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的理念和主张，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增强。作为这10年综合实力和发展成果的一个自然向外投射，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本10年里有了进一步增强与扩散。“中国模式”的提出，G2格局的讨论，以及国际机构中中国权重的提高和中国声音的壮大，都可以看作是国际地位上升的表现。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也要有自己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理念和主张。中国在后一方面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并为此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支追求国际和平与发展、主持国际正义的重要力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稳增长需不需要?肯定需要。中国尽管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但仍至少有1.2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在城市和农村，还有更多的人随时都有可能重新跌入贫困的行列;再者，中国中产阶层的基础很薄弱，农村每年还有1000多万劳动力亟待通过城市化而转移出来;最后，中国的保障仍处于一个低水平，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给社保提供雄厚的财力支持，也需要在保障水平很低时，依靠就业取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所以，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然而，对稳增长不能做机械理解，把它变成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经济增速不下降的政绩工程，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财政增收问题，在财力不够的情况下，出台了大力度的投资计划，据悉这些省市的投资规划加总起来已经达到13万亿元，远超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而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搞投资，只能是向银行借款，从而为一下轮危机埋下隐患。
要建立内需主导型经济，当前而言，前提是消化严重过剩的产能，只有收入提高且预期良好，人们才敢放心消费。所以，稳增长的关键，不是进行大力度的投资，而是大幅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提高职工的最低工资基数;二是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并提升社保水平。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危机时期，只有稳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才能稳定消费。从这一角度看，日前国家出台的城乡居民大病至少报销50%的规定，是自社保制度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它真正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福利时代。
总之，在经过30余年近乎两位数的高增长后，无论从必要性和可能性说，都不再需要高速度。目前的经济下行，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转型要付出的代价，它有利于理顺和恢复经济内在的各种平衡关系，对经济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应该牢牢把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条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实实在在地转到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上来。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题，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初步的民主化，满足和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要求，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意义。
短期来说，面对社会不断高涨的权利要求和各种群体事件，避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长期来说，为中国的民主化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路径，奠定中国民主化的制度框架和基础。
各国民主化的目标和内容没有根本的冲突，但具体道路则不一样，即国情不同，路径有别。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历史传统和荣誉感，人口众多、且素质参差不齐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肯定和他国不同。“7•23”讲话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胡所强调的三个“更加”，即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而这三个“更加”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后一个“更加”，它实际表明中共——至少在中共的领导层——已经形成了在现阶段发展民主的路径和方式，即民主必须依法进行，与实行法治统一起来，以法治来保障民主的实现。
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人们基本没有异议，中共一向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分歧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行民主。从民主的历史经验看，优良民主总是与法治联系在一起的，是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中共选择依法推进民主，不能说它有错，与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合拍。
从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看，一般来说，民主具有天然性、扩张性的特点，也即人们天性中具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的倾向，这样就会使得民主的发展具有无限放大或无序化的趋向，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法治则具有人为性、内敛性的特点，也即法治是人为了压抑或限制人的天性当中的某些东西而发明出来的，是针对某些失范现象和无序现象所具有的一种规范性和约束性。从这一角度看，没有法治，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明白了民主与法治之间这种具有明显互补性的特点，实行民主就非得紧密结合法治不可。
另一方面，那些现阶段被认为是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的问题，仔细考察，虽然其有民主不足的因素在内，但其实把它们归为法治缺失更恰当。换言之，是法治的不到位导致问题产生并日积月累，也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解决。为什么这么讲?民主的一个要义就是约束政府权力，这也是中国目前实行民主最主要的目的。因为政府的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是当前很多问题产生的根子，而要约束政府的权力，把它关进笼子里，并非一定要实行民主不可，严格法制也可做到。也就是说，民主不是限权的必然条件。如果真正按照法治的要求管理社会，规范政府的行为，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解决政府不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问题，那么，很多由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大大减少，这是中共在现阶段选择法治优先的民主发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客观而言，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不是中国急需推进的民主。因为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可今天这些条件中国都还缺乏。以两极分化为例，民主诚然可以通过投票改变公共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社会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全民直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混乱甚至灾难。因为这个时候被民众选上台执掌国家权柄的，极可能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极端民粹者，他们可以借民主办到一切，可以把民主变成一切，却惟独没有真正的民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选举民主不宜在现阶段贸然推行，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并不表示在基层甚至在县级政权层次不可进行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相反，在基层，应该大力推行选举民主，以遏制日益膨胀的基层官员权力。此外，要在当前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时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当务之急是拓展人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向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
一些人根据中国政治五年周期的特点，认为新任领导人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后，因为存在着历史定位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推出政改，是最合适的。这样做于继任者可能是最保险，但从社会考虑，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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