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及各部“掌门人”名单在万众瞩目下出炉，舆论对于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讨论进入更细致的层次。一方面，近年民众极为关注的经济增长、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腐败等问题亟需解决，改革呼声高涨却前路崎岖，任务之艰巨直接挑战新一届政府的能力与魄力。而随着大部制改革及部门职能转变的方案尘埃落定，可以确定的是，未来5年乃至10年，中央政府都必须要以一种全新的改革思维去应对改革阻力及时代需求。
另一方面，鉴于之前部分改革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新一届政府还须兼顾政策的连续性及平稳过渡，这就需要主管人员对相关领域的深入了解。平稳过渡与深化改革，成为新一届政府的两大挑战。如何平衡二者，用最小的代价去革新体制弊病，考验的是新任中央政府官员的智慧与决心。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在改革与稳定的双重压力环境下，从新一届国务院官员的成长经历、执政风格、知识结构等着手梳理，或能一窥新政府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与力度。
改革信号
随着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2900多名人大代表投票表决的顺利完成，总理李克强的“新内阁”成员已全部产生，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为国务院副总理;杨晶、常万全、杨洁篪、郭声琨、王勇为国务委员。25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行政首长中，则有9位新人。
名单一出，舆论已将新一届国务院人员组成，视为是对民间“改革”呼声的一个回应，认为人事组成释放出了强烈的改革信号。这一反应不无道理。从新一届国务院官员的过往执政经历来看，被认为是“改革派”、“市场派”的官员不在少数。李克强自早年主政地方起，到担任副总理期间，一直锐意改革。而他的导师厉以宁正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张高丽从政之路起步于改革前沿的广东省，在广东工作长达约30年;而汪洋主政广东期间，曾经倡导了新一轮的解放思想。
此外，在最受舆论关注的财经班底方面，现年已65岁的周小川获得留任，被媒体认为是中国将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包括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的信号。从其过往经历来看，周小川自2002年起任央行行长，在其领导下的央行推动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等重大改革进程。
而另外一个舆论关注的对象是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他曾参与设计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也是当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牵头人，颇受前总理朱镕基肯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表示：“我个人最希望新一届政府在财税改革方面有所作为。朱镕基总理当时在这方面动作很大，而楼继伟在朱镕基时期做了很多财税改革方面的工作。”石小敏称，中央前几年也曾提出要财政改革，但动静不大，“这次楼继伟担任财政部长，似乎有点要进行这方面改革的意味。”
除此以外，国务院从总理到各部委行政首长的成长经历亦加重了人们对其“改革”的期待。33名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为60.21岁，25人为“50后”，其中有17人还不到60周岁：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与此同时，12名官员曾有“知青”经历，包括李克强、郭声琨以及王毅、徐绍史、姜大明、高虎城、万钢、苗圩、姜伟新、杨传堂、蔡武、周小川等。有媒体分析认为，熟悉底层生活的“50后”干部作风将更为务实，也更为重视民间诉求和期盼。他们先后经历过“文革”时期的动荡，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因此多会从内心深处支持“改革”。
强调稳定与连续
不过，通过领导人的成长经历，也仅仅能略微揣摩其施政的理念和思想，要想以此预测其未来施政思路，还是有风险的。“‘50后’一代，虽然经历过改革开放30年，但也经历改革开放前的30年啊!经历复杂，又怎么看呢?”李克强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向记者直言，他认为通过领导人年龄、经历等个人因素，无法确定性地预测其未来施政方向。
更进一步说，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系统当中，领导人必定要受到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不同利益单位的作用下，其个人的意愿未必能够顺利转化为执行力。而对于新组建的领导层，首先面临的制约就是，他们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去稳定权力和继承消化以往的政治遗产。近年来，民间“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大，而从部分领导人的言行来看，来自党内的改革呼声也不小。然而，当改革逐渐踏入深水区，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势必增大。“制约改革的主要是利益集团，能不能去动这些利益集团是能否深化改革的关键。”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表示，在改革时代，甚至有的官员本身就是由利益集团推动上升的，因此新一届中央政府最先考虑的应是推行进一步信息公开，让民众了解官员的背景。
事实上，这种相对根深蒂固的改革阻力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消除。对于一个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温和过渡”应是短期内的主题。这一点，在本次国务院部委人事调配中亦有所显现。在25个部委首长中，有15位属于留任，1位为其它部委转任，新任的部委首长占比为36%。而10年前温家宝总理新组内阁时，新老部长各占一半。分析认为，这表明本次国务院组建人员时以“稳定过渡”为主要考虑因素。
另一方面，部分上届政府已经着手进行的政策需要一定的连续性，而怎样冲破既有阻力去继续推行也是新一届内阁的关注焦点。分析认为，新一届政府将会注重维持政策的稳定性。这点表现较为明显的是周小川的留任等。
上述两点决定新一届内阁不会在短期内进行激烈的政策改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5年后，新任的部长逾半已年过65岁，预计人事安排会有更大的变化。届时新领导人的能力和信心也将有大的提升，可以期待领导人本身的意愿与思想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革命家、工程师，到人文社科类人才
在本届国务院组成人员中，整体学历偏高也是一显著特点。在33名成员中，有13名博士，占比高达39.4%：总理李克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是新中国以来的首位博士总理。其余20人中，大专学历1人，大学学历5人，另14人均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占比达42.42%。
此外，本届国务院组成人员中人文社科类学科出身的官员居多，达16人。这也反映中国已从革命家、工程师治国，走向人文类人才治国，中国政府管理层走向正规化，更加注重管理型人才。而这在今后也会是一个趋势。对于人文社科类人才增多，王绍光表示：“这不仅是高领导层的趋势，也是整个社会的趋势。”
不过，学历毕竟不能代表一切。“学历只是表面判断，这届官员很多有经济学背景，事实上上届很多官员也是经济学出身。关键还是要看其实际行动。”石小敏表示。
与学历相比，更具意义的是本届官员的业务专业性。在9个新上任的部委中，财政部长楼继伟可以说是职业的经济学家。他于1984年调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主任科员，历经上海体改办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等职，亦曾任财政部副部长，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掌管41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
而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已在对外经贸与商务系统工作了近20年，并担任了8年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实践经验丰富。外交部部长王毅则毕业于外交学院，是职业外交官，也是日本、朝鲜、台湾地区方面的专家。他曾两度赴日本担任驻日使馆官员，在中日紧张局势升温之际，王毅的上任引起日本关注。日本媒体认为，王毅曾在日本工作过7年半，在日本政界和财界有很多朋友，是中国政府内的“日本通”。
官员任命注重人选的业务专业性，有分析就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当局尊重专业的取态。“战争年代，领导者是在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因此民众才佩服他。而现在，官员也应该在实践历练中出来。”郭巍青表示。
事实上，基于业绩甄选人才，是对民众负责的表现。这不仅是政府内部选拔人才的标准发生变化，也是中国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在国内与国际问题都日趋复杂之际，业务精专的官员的能力显得更加重要。
(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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