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大巴沿着长安街驶向北京饭店，车里的人都操着或重或轻的港味普通话，他们是香港代表团的人大代表。
3月17日，他们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集合。不久之后，他们将搭乘不同的航班，返回香港。
某种意义上讲，在充斥着政界高官、商界大佬与文艺界明星的“两会”上，由36位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香港代表团显得低调而独特。
相比于其他代表团开放式的小组讨论，根据大会安排，除了媒体开放日的半天外，香港团平时的小组讨论并不对外开放，这使得很多记者对这个代表团并无热情。即使是媒体开放日那一天，情况也并未好转。当人民大会堂的重庆厅被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挤得水泄不通时，香港厅的媒体座位还稀稀拉拉空着不少，在大部分用粤语交流的香港本地记者中间，偶尔有一两个来自内地的同行会将镜头对准略微有些发福的歌手张明敏。香港团的驻地也与其他代表团有所不同，北京饭店门口没有武警驻守，进门时也不需亮出两会证件。除代表们所住楼层,其他楼层都正常营业，可随便出入。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种“冷遇”的背面，香港团的人大代表付出了极大的履职热情。
说话不能超时，不然别人没时间来回应你
范徐丽泰做香港立法会主席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她，“你解决争议的原则是什么?”她回答：“议事规则。凡是符合议会规则的，必须让他说下去。凡违反议事规则的就要阻止，我的职责就是让会议顺利进行。”
范徐丽泰告诉记者，香港代表开会几乎不会有“跑题”的现象出现，“如果今天要求谈两高报告，那我们就谈两高报告。如果今天要求审议预算报告，那就只审议预算报告。这样大家就比较规范化，如果你谈预算报告的时候又回去谈政府工作报告，那就很难处理了。”
根据大会安排，香港团平时的小组讨论不对外开放，只有在香港团的媒体开放日那一天，代表们才会在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开放式地讨论国是。香港团的全体会议首次对中外媒体开放是在5年前，参与过当时报道任务的记者记得，尽管大会并没有规定香港代表要使用普通话发言，但会议过程中没有一位代表讲粤语。有人发现，不少代表在材料中加了拼音注解。
今年两会，记者参加了香港团开放日的全体会议。在会议上，香港代表们开会的状态令人印象深刻。
“各位上午已经知道有发改委部门官员列席旁听，今天他们也过来了。”团长谭慧珠开门见山，“我们开始发言，7分钟会提醒你，到10分钟要完成。请田北辰代表发言，蔡素玉代表准备。”
这一天的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场上不断响起哗哗的翻页声。“请翻到政府工作报告第21页，我认为有一句话不太恰当……再请翻到第25页……”香港代表的意见很少泛泛而谈。
香港廉政公署前专员、代表罗范淑芬告诉记者，她刚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有一位副秘书长曾经告诉他们，提意见“不要穿靴戴帽，要开门见山，不管人家听不听都要说”。
第一个发言者是企业家田北辰，他批评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充分重视知识产权”。主持谭慧珠接过话来：“北辰，你等一等，你提到政府的工作报告没有知识产权这四个字，我也有同感。既然有官员在，我们是不是要求他现在就给我们一个答复。”
列席的发改委官员站起身，说道：“这个建议我们一定带回去，没有问题。”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类似交锋并不多见，因为根据大会安排，会议要以轮流发言的方式进行。一旦代表发言到7分钟，另一位团长卢瑞安则用手敲击茶杯，发出“当当当”的清脆声音，以示提醒。
这并非仅仅为了追求形式感。罗范淑芬告诉记者，在香港，官员和议员要在限定的时间里对话，从一开始就有电子屏幕打出倒数的时间，“说话不能超时，不然别人会没有时间来回应你”。
不过，在几位接受采访的香港代表看来，不跑题、不超时并不是议事规则的最核心内容。
作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国谦代表告诉记者，在香港，立法会每个星期都会开会，而议员们从早上到晚上的所有时间就是用来议事，主要方式则是“叫政府官员过来，他们要听取我们的看法，还要回答我们的问题。”
“现在列席的官员只是来听意见的，有个对话真的就不同了。现在这样要坐几个小时，36个人一个人讲十分钟，做成简报只有四行字。”罗范淑芬曾经担任过香港教育部门的二把手，她告诉记者，在任时她经常要被叫去立法会，接受议员们的质询，“时间上也是不一定的，随时可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社会上反应比较大，可能每个星期都要去。” 罗范淑芬补充道，立法会也存在自己的问题，比如有的议员在质询时“会有点过激，不够礼貌”。
当然，国内的特殊情况也被他们所理解。罗范淑芬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开全体会议时，觉得自己“只是两千多个人中的一个，太渺小了”。范徐丽泰也对记者表示，不能简单地拿香港和内地作对比，“香港只有60个议员，谁有意见就到议会来讲，内地就不同。”
但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坚持认为，在更小的范围里实现“询问”并非不可能。
做了这个工作，你就有责任为需要的人服务
当36位香港代表坐在北京饭店14层的会议室里，除了偶尔有官员列席外，一切都和在香港的例会没有什么区别。
范徐丽泰告诉记者，香港代表团的例会每两个月一次，会前，她要把“人大常委会在讨论什么事情”用邮件的方式传给代表们，还需要在例会那天带上纸质版本，供大家讨论。
“您自己写这些材料吗?”记者问范徐丽泰。
“当然自己写，不然谁给我写?”这位香港立法会前主席瞪大眼睛，笑着说。
她的工作不止于此。有时候，会有代表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如果不涉及保密，范徐丽泰要将有关文件影印后交给他。范徐丽泰告诉记者，例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代表们尽量地了解我们在立法及监督政府方面做了什么”。
组织例会的想法出现在5年前，罗范淑芬记得，当时听中联办的工作人员说，通常新代表来的时候轰轰烈烈，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我们当时就想，做人大代表，除了开会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事。”
每五年，香港代表都要自发选出两位团长，负责联络媒体、调研以及行政工作。而例会也要由他们组织，在会议上，团长要确定代表们对哪方面的国内情况感兴趣，并联系中联办以确定视察行程。
对应全国人大8个专门委员会，香港团自发分成三个小组，方向分别是法治、经济、教科文卫。罗范淑芬坦承，不可能每一次活动都全员到齐，但往往能凑齐一半以上的代表。
在36个人里，最忙的人当属范徐丽泰。已经做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在香港有一间办公室，配备助理、秘书，专门来处理人大相关事务。当然，由于在香港做人大代表没有任何薪酬，这些办公成本同样要由范徐丽泰自己承担。
她笑着说，申诉到她这里的个案往往很复杂，她把手举过头顶，“一个文件就这么厚了”，因此，如果不聘请人手协助，自己没法看完。
“要么别做这个工作，做了这个工作，你就有责任去为需要的人士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选择的。”范徐丽泰曾在采访中提到，有些从内地移居到香港的人会有误会，觉得她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那么个案交给她就“一定能办到”，“有很多，要求他的案件在法院审理的时候我们向法院说点好话，这我们是不干的，因为这样是干预司法。”
如果不了解情况就发表意见，是很丢脸的事情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历史始于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年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共有14名，均是以广东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分参与。直至香港回归后，从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才不再作为广东省代表，而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的身分参与全国人大。
在这个36人的代表团中，集结了多位企业家、大律师、教授，其中的不少人都曾经是现任或者卸任的立法会议员。
因此，讨论财政预算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存在专业上的障碍。“香港团的讨论比较就事论事，有些意见也是比较尖锐，不一定你能在其他的地方听得到。”范徐丽泰这样说。
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前副教授刘佩琼是个“提意见”的专业户。她从1988年起就担任第七、八届广东省人大代表，1998年后又连续担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曾经回忆起20年前第一次当广东省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情景。“报告通过前要大家举手表决，结果就我一个人举手反对，成了那一年最大的新闻，旁边还有人低声问我是不是捣乱。”
这一次，刘佩琼的意见同样不少。她觉得，政府工作报告“太简单了，不够详细”，而预算报告中关于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的部分依旧“不清楚”。
更多的时候，香港代表们则是觉得“有劲使不出”。罗范淑芬记得，头一回来北京开会，就发现各个代表团各自为战，以讨论本地区的事务为主。但因为一国两制的原因，香港地区的事务会放在立法会上讨论，香港代表们在两会上的角色更像是“中立的建言者。”
但很多香港代表觉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更好地了解内地情况，刘佩琼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买了20本中国经济和改革方面的书，包括《改革意见书》、《中国2013年关键问题》、《中国统计年鉴(2012)》等，“如果你不了解情况就发表意见，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罗范淑芬告诉记者，她曾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提出，能否安排几次其他代表团的小组讨论让香港代表旁听，“哪怕是政协都好嘛。”
“以我为例，我在香港长大，在香港受教育，对国家的理解都是通过书本，通过传媒。要是对内地的情况不多了解，那用广东话讲，我们的讨论就是‘糖水滚糖鱼’。”罗范淑芬说，“我只是说‘很重要，要加快’，这些是空话嘛。”
既然做了人大代表，尽到本分才能心中无愧
经常跑两会的记者都知道，香港团的代表“很好采访”。范徐丽泰的助理告诉记者，两会期间，她的所有闲暇时间都会用来接待媒体，“最多时会同时有七八家媒体采访她。”罗范淑芬也曾经有过在北京饭店电梯口被记者拦住，直接带进媒体演播间的经历。
“我觉得媒体和我们是合作关系，监督也是一种合作。”罗范淑芬笑着说，“所以我们不习惯拒绝媒体。”范徐丽泰也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公开的好处是，我讲的话你不能曲解，我的话我负责;不好的地方是，一个会议这么长，可能有一句半句有人不是很爱听，传媒就会拿这个做文章。”
在这次会议中，的确有代表委员提出，为了讨论不被外界曲解，应该尽量多增加闭门讨论的时间。
范徐丽泰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发言，她的看法是：“你得用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说话，不能像家里聊天一样，这是一种训练，不能回避。这是民主必须要面对的情况。开始就是缺点，慢慢习惯就不是缺点。当你过了这个过程以后，民众必须要有这样的分辨是非的能力。”
饶有意味的是，一方面香港代表愿意善待媒体，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他们却毫不含糊，颇有些不依不饶的劲头——哪些问题不了解，就一定要找到负责的官员“搞明白”。
而在公开问话还没有制度化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通过大会秘书处或者港澳办来约见有关部门。
叶国谦就曾经利用大会空当，约见到公安部、监察部的有关领导，“询问了关于超期羁押的问题。”
“没有质询的感觉啦，是商量。”叶国谦的普通话还有点蹩脚，“见是一定会见，但是力度不是很大。”
今年，罗范淑芬也采用了相同的方式约见官员，“我很关心环保的问题和可再生能源，就想约见国家能源局的局长。”
不过，相比于叶国谦，她的经历颇为坎坷。她在媒体开放日上向列席的发改委官员要来了外事局的电话，又从外事局要来了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的电话，结果，电话打到国际合作司，对方回复她，“找驻京办。”
“驻京办不管人大的事情啊。”罗范淑芬一度觉得有点无奈，后来，她将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一条条列好，传真到了能源局。过了两天，终于有一位副司长愿意出面和她交流这个问题。
“我这个人呢，除非不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就要尽我的责任，我都会比较认真。”罗范淑芬笑着对记者说，“认真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啦。”
10年前，曾经有记者请范徐丽泰为立法会主席、人大代表、家庭主妇这三个角色打分，结果，她的回答分别是“合格”、“及格与不及格之间”、“麻麻地(过得去)”。10年过去了，记者请范徐丽泰为香港团这些年的履职工作“再打一个分数”，这一次，范徐丽泰的回答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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