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商务印书馆1992年的版本，买它的时候刚走出校园，懵懂躁动又伪饰出世故老成，大概是受了目录的吸引，或者是赶当时学界“反思革命”的时髦，买下这本书似懂非懂读过就束之高阁了。
没想到2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竟然大热，从庙堂到江湖，政界学界商界媒体都在热议。再捡起，书已发黄，但能辨认当年囫囵吞枣的印记。比如，读到法国贵族丧失政治权利又保有经济权利而更使人民憎恶时，情不自禁写下“活该”两字，再加一个刀锋一般的感叹号——一个还没走出阶级斗争思维的人“反思革命”，多少有些分裂与滑稽。
如今读它已是另一番心境。对诸如“繁荣反而加速革命的到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人民”的猎奇和探寻心已开始减弱。经济问题向来都是革命的动因之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是因为征税，未经人民“同意”而征税，政治上就丧失了合法性。托克维尔描述的革命因繁荣而加速、人民因减轻负担，终究只是例外，而且，这例外还是一个相对概念，法国的繁荣，指的是国家或者是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而非人民的富足;减轻人民负担并非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或先知先觉，而是竭泽而渔不可持续，今天的说法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今天的中国找到这么多知音，无疑它含有很多“中国元素”，一些人拿它当成一面镜子，观照中国当下的现实;另一些人也有可能当成反对改革、恐惧改革的托辞。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在反对改革者看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只有暴政才能“驯服人民”，于是，以更猛烈的维稳来驾驭和奴役百姓，以更严格的禁令来禁锢民众的思想和表达自由。
还有，“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这句话既可理解为要支持进一步改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也有可能理解为不改革反而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平衡。反正改革最危险，为什么不及时踩刹车?
此外，托克维尔揭示出来的法国大革命真相是：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反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更加专制和强大的中央政权，革命后的专制制度比旧的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也更加全面——可能有人从中看到革命徒劳无益，有人以为民主产生暴政，民主妨碍自由。甚至“繁荣可能加速革命”的判断，也可能被人理解为改革无关经济、经济繁荣不繁荣无所谓。
而有关改革与革命，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的另一个更深入讨论的主题。今天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艰难期，改百姓的一改就灵，改既得利益集团的千辛万苦，有人提出改革还是革命的选择，将法国大革命及托克维尔当作道具来喻示革命只有流血恐怖式革命，于是，用改革来利诱，用革命来威慑，以胡萝卜加大棒逼迫既得利益者参与到改革中。于此一来，革命被窄化为疾风暴雨式的流血和暴力，必然导致更加强大的专制。
但托克维尔的本意并非否定革命，这一点在该书第三编第八章中可以看出。正如他曾热情讴歌美国革命，对英国革命表达敬慕之情一样，他充分证明了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只是不满意革命没能继续下去，没有创造出像英、美一样的制衡力量。
1992年商务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导言部分，是J•-P•迈耶的有关该书的影响史资料，谈到了这部书在欧洲各国的影响。我在这份资料中没找到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的名字，但蒙森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罗马史》中对罗马从王政走向共和的评述，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的影子。
这段历史被普鲁塔克以及像盐野七生之类的野史作家绘声绘色地描述，一起贵族妇女被国王“高傲者塔昆氏”的儿子强暴的偶发事件，引发罗马民众反抗来自埃特鲁斯坎的国王的革命——这样的描述满足了人们对革命的想象，不仅具有法国大革命式的冲突元素和戏剧色彩，而且还包括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按蒙森的分析，这些夸张的细节不过是作家的虚构，实质上，这场革命是温和的，暴君只是迁回到故乡凯雷，并没有付出流血的代价，而革命的成果，在当时看来与革命前没有多大区别，国王变成了执政官，贵族的权利不仅没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构成国家的成分竟无一真正为革命所推翻”。借用托克维尔的警句：罗马共和国的大厦建立在王政的废墟之上。按今天的标准，这场革命最多可称为体制内的改革。
但蒙森坚持认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王政被推翻后，新当选的执政官每年一选，且必须有一位同僚，年度性与同僚性的原则，正是共和与王政区别所在，它包含限权、制衡等诸多民主思想萌芽的元素。
影响历史的革命必然是伟大的改革，而且，革命不一定要流血牺牲。从蒙森回到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珍惜自由的价值，警惕中央集权的危害，有几分同情地批判贵族阶层的堕落，他试图找出更加专制的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内在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革命之果而是革命之因：不愿彻底改革的专制旧制度废墟，只能构建另一座专制与集权的大厦。这座大厦是否适宜人类居住，还需要另一场更加深刻和伟大的革命来完成。
改革、革命，不是书斋里的善良学者提出的选择题，而是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答题。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我震撼的部分，不是为何革命，而是革命前后的社会结构如何遭到破坏，人为何变得彼此如此相似，社会为何失去自治、自理能力?革命付出的成本大小由社会功能的强弱而决定。如果社会缺乏组织能力，如果人与人之间因为权力的介入而成一盘散沙，那么，它就既不能承接改革的前行，更不能接受革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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