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社科院去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2011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超农村常住人口，被视之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但也有学者质疑，有相当部分“城镇人口”是“被城市化”的，从统计资料上看他们是城市人，但福利、住房、教育等都是农民工式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次考察调研时强调，中国的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防止违反规律“人为造城”，以免出现“有城无市”和唱“空城计”，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让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该如何评估中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是否存在违反规律的“造城”，下一步又该如何推进一个健康的城镇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对此发表自己的观点。
现状：城镇化“重地轻人”
城镇化当然要有高楼大厦、地标建设、大型公共设施等，但前提是人和经济活动的积聚。重视物理外观的城镇化很容易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土地的问题和改革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不改革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城镇化。要把改革放到城镇化的核心，这样才能走出健康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首先是人口居住模式的变化，从乡村地区向城镇聚集。简单来说，多少人住在乡村，多少人住在城镇，这样一个比例就称为城镇化率。而城镇的特征就是人口密度比较高，经济密度也比较高。
城市化在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有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发展，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态的物理外观。但是追赶型的后发国家推进城市化，很容易倒因为果，把城市化的物理外观当作根本，以为占农地、盖大楼、上项目就是城镇化。后发优势也就很容易变成后发劣势。这些年我们经济中确实出现一种苗头，把城镇建成区，把城区面积扩大，以为这就是城镇化。如果仅把城区面积扩大，相应的人口却没有有效积聚，也没有因此增加收入，扩大城区有什么用?不要简单化了，以为城镇化就是高楼大厦、地标建设、大型公共设施等，这些当然要有，但前提是人和经济活动的积聚。
收入能增加，你不让人家积聚，他住地下室也要来。收入的机会不增加，强搬到一起晒太阳，就不得人心了。所以发生“逼农民上楼”，这实际上还是追求“物理外观”。农民进城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一个过程。
重视物理外观的城镇化很容易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和中国转型时期产权制度、户籍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对权利的安排不合理有关。其实，土地的问题和改革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不改革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城镇化。要把改革放到城镇化的核心，这样才能走出健康的城镇化道路。
教训：不能迷信行政权力和命令
中国当年的教训是什么?想用党政的力量，下命令、搞群众运动、单一地想把国家的钢铁产量搞上去。结果受到一次重大的挫折，这就是“大跃进”。
国家工业化布了很多局，定了很多点，后来绩效不佳，最后还是改革，又加了一个“再工业化”，就是开放民营准入，才使中国的工业、制造业有世界工厂之地位。这说明，物化指标重要，但体制机制更重要。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体制机制的问题。因为城镇化一开始都是政府绝对主导，做规划、划地、拿地、筹资、批项目等等，全靠政府。苏联计划时代的城市化也是如此，修了好多城市，但布局太主观，与人口与经济积聚的实际去向背道而驰，结果不少城市严重缺乏活力。别人有高楼我也修高楼，别人有地铁我也修地铁，那可不一定是有活力的城镇化。
此前媒体报道过“鄂尔多斯鬼城”现象，和房地产泡沫有关系。但也不仅仅是房地产，一些地方的很多领域都有“鄂尔多斯现象”，很多基础设施很宏大，但没有人气，空空如也。很多仿鸟巢的建筑、音乐厅、大学城、体育馆，你靠近看一看，没有活动，没有流量。那样的“投资”，靠什么来背?
工业化扭转过来靠“再工业化”，即以民营为主的工业化，否则中国早年的工业救国梦想很难实现。中国过去那么多工业部门，里面很多专家官员，也是呕心沥血，这是不能否定的，但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中国工业布了多少点，比如汽车工业，但最后还是市场里的民营企业才真正打出名堂。
过去国家工业化的出发点，甚至“大跃进”的出发点都没有错，但效果与意图脱了节。主要就是体制机制不对头，过分迷信物理外观，过分迷信行政命令。一切自上而下，以为指哪儿就一定打哪儿，不容许经济有一个自发的过程。这就是主要的教训。现在要说，盖错一个工厂纠正还比较容易，但造错一个城市，纠错代价就高了去了。
建议：发挥“民办、市场元素”作用
不能所有事情都是政府来做，不适合政府做的就应该退出来，允许民营资本力量更积极地进入到城市建设中。一些小城市，一个城市管委会可能就可以管好了。大量民间的因素，可以由下而上地发挥作用。
举个例子，有些城市修了很多体育场，修起来后完全可以通过招标方式给民营机构去管理。最好修的时候就开放竞争。全靠行政机构来搞，他们看什么决定盖还是不盖?看什么决定搞什么活动呢?
所以，不能所有事情都是政府来做，不适合政府做的就应该退出来，允许民营力量更积极地进入到城市建设中。香港维多利亚港的一个新隧道就是一家公司修的，通过招投标选择公司，香港特区政府把收费权给它多少年，这种体制就好一些。一个公司接手了，做错了市场要处罚它的，就承担财务责任。如果全部靠行政机制，反正纳税人的钱、银行的钱，修好建筑、盖好楼没人来，他们也不大管，谁买单啊?
一些民办的工业园区，大型居民住区、城市综合体等等，几万人甚至10多万人，靠民营、民办、民管，可以搞得人气很旺。其中当然该政府管的还是政府管，如刑事案件等，没有政府当然不成。但很多社会性的、经济性的公共事务，不是非官就管不好的。深圳有个天安数码城，还有一个华南城，都有新鲜经验，可以研究、提炼。
中国很多镇已经有几十万人口了，但建制上还是镇。为什么?一旦设市，就要四大班子了，行政负荷太重。其实小城市，可能一个管委会就可以了，发挥民间的积极因素，由下而上地发挥管理作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可以选举产生，小城市的管委会为什么不能选举产生?
出路：城镇化也要把权力还给民众
政府不要什么都冲在最前面，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一是集合信息;二是把规划做好;三是市场和民间实在做不了的，政府要管。但现在大量经济社会事务，民间能办，还能办好，就不妨多去一点行政化色彩。
后发国家采取计划思维，容易有同样的问题。发达国家会好一点，他们城镇化时间拉得长，没有这么快速。中国现在处于加速度状态，一错就会很严重。
现行的城市体制，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体制，似乎更依赖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所以在城镇化中政府的功能很重要，但这把“刀”得用到合适的地方，不能乱用。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降低一点，不要什么都冲在最前面。政府起到的作用，一是集合信息，帮助大家借鉴先行者的经验;二是把规划做好;三是市场和民间实在不能做的，政府应该兜底，一旦市场有条件做了，要及时放手。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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