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主导的两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对于稳定中国的西北边陲大有裨益，而博鳌论坛，近年受关注度变弱，被称为“清谈馆”。2013年的博鳌论坛，却大有再度焕发青春的态势，不仅规模大、人数多，而且层次高、话题广，为世人所瞩目。
有些迹象被外媒捕捉
本年度博鳌论坛，最大的特点是政要云集，规模空前。
BBC报道说，2013年博鳌论坛首次齐聚五大洲政要，习近平偕夫人彭丽媛出席论坛开幕式，还有7位总统、3位总理、2位议长及1位联合国大会主席参会。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人确认参会。
日本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论坛中“亚洲”的含义。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各国首脑出席、真正展开了亚洲外交”。
日本应邀出席的是前首相福田康夫，习近平同他会谈。这是习近平3月就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与日本要人见面。外媒称，因钓鱼岛问题而恶化的中日关系似乎由此朝着改善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然而，共同社却报道说，福田与习近平就亚洲合作的重要性及论坛的议程等交换了看法，但“完全没有具体提及”中日关系。福田说，中日两国“有必要通过外交渠道认真进行交涉”，加强两国首脑之间的互信。
就其影响而言，博鳌亚洲论坛是中国主导的一次公共外交。《产经新闻》认为，“博鳌是中国谋划的亚洲版‘达沃斯论坛’，创建了中国政府主导下的非政府、非营利国际组织”。
除了外交时政议题外，各国政府首脑和企业家会聚一堂。政府首脑受邀参加的澳大利亚和文莱等5国同时也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参加国。外媒分析认为，习近平主席估计是想通过与上述国家加强关系，来反制美国通过TPP构建中国包围圈，从而掌握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圈的主导权。
另外，埃菲社注意到，博鳌论坛成为拉美地区与中国新任领导人首次沟通接触的平台。墨西哥总统涅托完成他去年12月履新以来首次远东之行，秘鲁总统乌马拉将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后前往北京，说服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扩大在秘鲁的投资。
有些争议为各界关注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经济论坛，博鳌论坛本届年会共安排了54场讨论，比去年增加了四分之一，你可以说它是个清谈馆，也可以说它在制造舆论场，无论是否有结果，提出问题、产生争议、形成话题，引发社会各界的讨论，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
微信收费这一热点话题，自然会在论坛上有所反映。在“移动互联：热点的‘冷’思考论坛”上，主持人首先宣布了一项针对3000多人的调查：9.8%的人投票支持“只要不向消费者收费就行，支持运营商向腾讯收费”;71%的人反对收费，他们认为“就算微信对消费者免费也不应该向腾讯收费”。
原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说：“这两天在博鳌碰到很多媒体的朋友，就问一个问题，运营商要不要向腾讯收费，我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他们说，就要一句话，该收还是不该收。”他表示，是否对微信业务收费是一项世界性难题。
腾讯总裁刘炽平借机表示，微信作为基础服务不应该有额外的收费。互联网的提供商和运营商可以在基于用户的价值获得满足的基础上，通过移动支付、广告等增值服务与运营商获得共赢。
和微信一样，高铁也和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自然也容易引发议论。在“政府与市场”分论坛上，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直言进谏。他说，高铁成本高，回报率低，政府不应把中国百姓存在银行的高额储蓄投向高铁建设。
论坛现场，香港财政司原司长梁锦松则是高铁建设的支持者。他说，发展高铁建设，从经济角度看，可以带动沿线城市脱贫，因为有研究显示贫穷距离和大城市中心的距离有正相关关系，建设高铁并不在于是否能在短期内获得更好回报，作为基础设施可以有更多辐射效应。$nextpage$
有些政策值得反思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论坛，全球经济问题一向是重点所在，本次各国官员、学者就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近日，日本央行公布的“疯狂”量化宽松(QE)计划书不但搅动全球市场，更成为中外金融大佬在本次博鳌亚洲论坛上交锋的热点。
“金融危机后，我认为全世界应该重新考虑货币政策，到底什么是货币政策?什么是货币政策目标?”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在4月7日“货币政策反思”论坛上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表示出“欢迎”日本的宽松政策。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收回之前的批评态度，改口说，“日本政府做的是一次非常高风险的试验，如果试验获得成功，日本经济会获得加速增长”。
中国的金融界人士也表现出了宽容。李若谷表示，尽管日元、美元、欧元已经因为发达经济体宽松政策出现竞相贬值，但不应该指责其进行货币战，而更应该公平地去看待货币政策调整需求。
在这个各国金融巨头云集的场合，中国的金融改革也受到热议。
索罗斯说，西方呼吁要加强对金融业的管制，而不少身在其中的中国金融业者却不断倡议“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中国金融改革“松紧”力度究竟应该如何拿捏，对管理层而言，也是颇具挑战的难题。
人保财险总裁王银成在论坛上直言，放松管制意味着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和产品创新的机会。但他也强调，就保险领域而言，“现阶段，该放松的部分应适度放松，该严管的部分还是要严管，如果不这样，有可能引起一些系统性风险。”
英国标准人寿董事秦智涛(Grimstone)认为，金融业需要有审慎的监管、行为的监管，公司董事会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如果以上三方面做好了，放松管制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在关注规则的同时，也应关注有效管理机制实际的落实。
有些妙语广为传播
各国政要的聚会之所，自然是“名人名言”的产生之地，本年度的博鳌论坛，有些话让大家眼前一亮，即便不能流芳百世，至少可以一时传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在莫斯科抛出“鞋论”后，在博鳌论坛上又有两句话受到关注。对外，他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对内，他说“经济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己之私在说谁?各界对这个谜语予以解读。西方外交官表示，习近平刻意含糊的措辞似乎是在含蓄警告平壤方面：不要把事情做过头，但习近平的话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针对华盛顿方面，中国领导人经常认为美国插手亚洲事务。
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讲述，凸显了习近平的自信。不能和不为，一字之差，说明了新一届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也向世界亮出了发展的路径选择：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下大气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资源节约、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一些经济学家和地产商的言辞，也广为传播。
林毅夫说，中央收了很多税没花掉，转给地方时带来腐败。林毅夫在回答主持人关于“习近平主席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时指出，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解决收入不平等和腐败问题。林毅夫称，中国必须要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收了很多税，但没有把这些税花掉，转到很多地方政府，靠项目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要转移支付就要找到项目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以项目为基础的财政转移带来了很多腐败、贪污。
一向语出惊人的张维迎教授这次又放了一炮。他说，企业家投资失败，该跳楼就跳楼。任志强回应道，那官员们都该跳楼了。一来一回，道出了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说，养老金的确有缺口，并建议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解决，这话自然遭遇网民炮轰。
企业家们也借机登场，博取关注。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说，亏损导致股民利益受损，他愿意为此向股民道歉;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则后悔当年没多生几个孩子，这让计划生育问题成了讨论的焦点之一;中国电力董事长李小琳说“做个光明使者”，说得很好，但经报道后好评并不多。
在中国市场上赚了大钱的比尔•盖茨很会捡好听的说。他说中国30年内帮6亿人脱贫，人类史上最伟大。相比而言，美国驻华大使、前商务部长骆家辉说得更实在，“如果中国人不需要每天存那么多钱就好了，现在每天都需要为社会保障，为未来存钱。”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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