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公众媒体开始动情地追记“非典十年”之时，一个叫做H7N9的禽流感病情再度来袭中国。截至2013年4月11日16时，全国已发现35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9人死亡。患者集中于沪、苏、浙、皖等地。在非典一役中，据世卫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数据，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
对于一个国家的防疫体系来说，H7N9意味着一场正在进行的战斗。也许直到目前，我们仍没有办法实现对疫病的有效预防与治疗，但就一场公共卫生事件而言，我们社会是否存在一种科学、理性的应对体系，是否拥有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环境的文明，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国家的“特效药”，亦是世界可以最终免于一场类似1918年“全球性世纪瘟疫”的救赎之道。
板蓝根风波与公共应对之惑
当板蓝根再次被人们拿来作为抵挡流感的神器，许多人不禁泪流满面。“十年了，病毒变了，板蓝根没变。”就像十年前各地抢购板蓝根一样，随着H7N9甫至，上海、南京、南昌等地的板蓝根再度上演“脱销”一幕。但随后的各种分析表明，板蓝根对预防禽流感不存在经过证实的效果。有的专家还表示板蓝根不只是没有效果，乱吃还可能对身体有害。并举例表明，非典期间，有些农村中小学盲目地让学生服用包括板兰根在内的中草药，结果当地根本没有疫情，空惹来大批学生草药中毒。
板蓝根虽然不是“叫魂”历史中那一绺被视为用来施展妖术的头发，足以危及社会及权力体系，但它之所以仍值得深思，根本在于此一轮抢购的由来，并非仅仅是公众非理性的发作，是有着官方提醒的背景。在4月4日的媒体上，江苏省卫生厅最先向公众发布“板蓝根冲剂可预防H7N9禽流感”这一信息。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预防药物，这也太快了”，钟南山先生的这句感叹，亦代表了“赛先生”感叹。作为科学的局限，面对不断变异的流感病毒，人类的研究与应对总显得缓慢无比。虽然不知道国家诊疗方案版本中有无提及板蓝根，但作为省级卫生最高行政机构，在未经证实的情形下，这般无顾常识、率性武断地发布禽流感防治用药，无疑已是对科学防治原则的悖离。“板蓝根风波”已被媒体视为疫症中的全民安慰剂。有人推测，正像我们熟知的“维稳”一样，疫情爆发大约亦有“维稳”之必要，于是板蓝根和口罩消毒水就成为官方用来安抚人心的“老三样”。
倒不过度揣测卫生部门率然推出板蓝根的动机，但在疫情之下，它仍显示出公共应对之不足。如果说非典一役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政府的科学运行机制是社会可以最大限度免于受害的关键，那么板蓝根风波所暴露的无疑是政府部门在应急之时的仓促与过度。如果说非典初期政府机构瞒报疫情是一个巨大的教训，那么板蓝根风波所显示的过犹不及，同样是一种公共管理之失。相类的事例还有南京“全城杀鸡”事件。4月9日，南京城管要求全市杀尽家禽家畜，许多市民不得不“挥泪斩鸡”。然而按照农业部要求，只有那些经农业部确认为禽流感病毒感染阳性的，才对感染群的所有动物进行扑杀。
就全国性的H7N9疫情应对来说，应当看到，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此次公共危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透明与公开。这是不因一场板蓝根风波便可以否认的巨大进步。但尽管如此，一些质疑的声音仍不容忽视，一些危机管理可能的过失也仍然存在。所有这些，仍然为我们提供可以观察进步或进行反思的契机。
媒体报道表明，上海不明病例从2月下旬就开始出现，疾控系统的“临战状态”实际从那时就已开始。据通报，上海方面于3月22日将病毒样本送交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进行复核确认。3月3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依法向社会公布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最早发布上海不明病例的微博被神秘删除，上海多家媒体则于3月8日刊发市卫生局的辟谣稿件。而与此同时，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另外，“上海推迟向国家疾控中心报送标本”的说法也受到广泛关注。虽然这一说法遭致上海方面的否认，但似乎未能真正取信于网民。
为什么这又是一场从“谣言”开始的疫情?当一些恐慌已经逐渐散布之时，为什么卫生行政部门能回答公众的，仅仅是“近期呼吸道感染患者增加，与季节变化有关”这样的辟谣?在发现“不明病例”乃至发生人病死现象之时，上海方面是否就应将情况上报，而为何还要等十多天即检测出病毒之后才履行这一程序?另外对于“推迟报送标本”说法的驳诉，上海方面有无更让人信服的证据，而不仅仅是矢口否认?或许这一次，相关方面真的没有或瞒或谎，但是总有一些疑点被人盯住，难免仍是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上政府科学运行机制的缺憾。
谣诼不断与公众环境焦虑
不得不承认，公共空间中有关疫情的信息仍然多少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状态。首先是一些“疫情谣言”不断出现。报道表明，近期“多地查处编造散布H7N9疫情谣言案件，十余人被拘”。这些谣言制造者散布于江苏、浙江、安徽、陕西等地。尽管上海也曾经将擅自发布“不明病例”的微博视为传谣，但我们仍需要承认，总有一些好事者“惟恐天下不乱”。在相关报道中，尽管仅见西安对一名造谣者的动机作出解释，即“为增加自己网络空间的人气”，而其他一些造谣者的动机则未予披露，让人奇怪他们何以如此，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些没有根据的谣言对于疫情应对形成了非理性冲击。
我们无从获知，多地那些谣言散布，对于当地民众的影响是什么，在多大层面上加剧了恐慌心理。同样不知道，在多地警方对造谣者实施拘捕之后，是否就真的使人心安稳，恐慌解除。但有一点是显然的，无论如何，我们终究没办法去杜绝一切谣言。不仅因为许多时候，曾经被官方信誓旦旦辟谣的事情结果却被证实，比如非典之初的情形。而且也因为，在所有谣言的传播机制中，总或多或少有着现实的某种背景，让人将信将疑，尤其是，当这种心理与更多碎片化而又凌乱的真实信息得以结合的时候，谣言总能轻易地长出一对轻盈的翅膀。
某微博大V将H7N9禽流感疫情视为M国对中国使用生物心理武器的阴谋论，自然不足一提。但必须看到的是，伴随着疫情的发生，一些非正常的现象也不断被发现。首当其冲者，当属黄浦江上流开始浮现的大量死猪。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猛然发现多地的江河中都漂浮着一些死猪或死鸭。这些现象与新型病毒有无联系?同时，南京树上掉落下成群的死麻雀，四川河边出现成堆的死鸟……这类的信息一再发酵，助推公众的疑虑与恐慌心理。
在这之后，尽管一些权威专家否认了死猪与疫情之间的关联，但中科院的对H7N9病毒进行基因溯源研究成果，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死鸟的因素。这一研究表明，H7N9禽流感病毒基因来自于东亚地区野鸟和中国上海、浙江、江苏鸡群的基因重配。
从谣言制造到各类死物呈现，与其说是谣言找到了它可以传播的理由，不如说是疫情本身对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公众环境焦虑的触动。这是在那种看似非理性的公共选择与公众心理中，真正具有理性的一种认知。事实上，在对于病毒变异的解释中，已有多位专家认为，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使生物链发生怪异变化，旧的病毒不断变异，新的病毒悄然出现。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上海生态学会顾问徐宏发教授指出，自然源疾病频频“关照”人类，根源在于我们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规则”，才会受到自然的报复和病毒的反噬。
试问今日中国，环境如何?多省市接连出现的重霾天气、许多农村地区沦为“癌症村”以及江河土壤的状况，已是一个回答。它所带来的环境焦虑，可能已不仅限于疫情恐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曾经说过：“意想不到的情况总会发生，你最好做好准备。”所以，面对于疫情，主动的预防优于被动的应对。因此，真正文明我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才是最好的预防。然而在这方面，我们显然还没更好的办法做出充分的准备。
数年前，美国学者迈克尔•奥斯特霍姆就发出警告，称国际社会需要“应对下一场流感大暴发”。他认为，为应对这种可能突入袭来的疾病大流行，工业化国家必须制订出更详细的由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的反应机制。这场H7N9禽流感疫情，或许不是这场被警告的“大暴发”，但它仍暴露出有关公共应对上的狭促，仍揭示出更深层的环境背景。非典十年之后，这一切仍让人备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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