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于150多年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最近两年来，在中国大陆声誉鹊起，人人争看，究其根源，无外乎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存在某种关联性。
从历史来看，法国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中国革命最先学的是法国，后来才师法苏俄，中国早期领导人很多都有留法经历。从这一角度言，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一直滋润着中国革命。从现实来看，这两年学界集中反思晚清宪政运动，反思辛亥革命，形成了对革命的批判话语，弘扬自由和宪政，而托氏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和反思正好可以拿来在工具和价值两个层面上“为我使用”：假如中国革命的精神源泉有问题，那么，中国的革命话语叙述自然是应该抛弃的(其实托氏并不反对法国革命，他只是反对雅各宾式的暴力革命，不过这是另一问题，在此不说)。
当然，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不仅仅体现在改良还是革命的话语叙述上，更体现在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社会背景以及矛盾激化上，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很大相似性。在改革共识已经消弭，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滞的状况下，社会涌动的躁动和不安情绪让许多人联想到革命问题，而无论从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还是直接吸取法国大革命营养的中国革命来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脱离不了暴力色彩，暴力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对世道人心与文明的摧毁。因此，为避免革命的到来，尤其是避免革命的暴力性，很多人试图从托克维尔的这部书中，寻找答案。但正是在革命的原因上，人们有着不同的解读。
托氏在书中列举了二十五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尤其是第三篇中的八个问题，更引起我们的共鸣。如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等等。
托氏自己的回答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他认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变革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来说，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这个被称为“托克维尔定理”，此思想在一百多年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更明确的阐释。亨氏认为，社会变革会导致期望膨胀，而期望膨胀会由于旧制度松动和新制度滞后而导致社会动荡。因此，革命很容易发生。在旧制度下，由于压迫和信息的封锁，人们对现状的理解是理所当然，但变革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变革也赋予了人们资本，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现在无法忍受。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果统治者开启的变革进程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和期望，人们就会心生不满，并最终将这种不满付诸行动。而让统治者颇觉无奈的是，变革的进程总是天然地赶不上人们的要求。因为面对着业已改变的社会和人心，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总是赶不上变化，统治能力也在下降。因此，革命发生于变革中几乎是一个铁律或宿命。
两位大师的看法惊人一致。不过，与其将这作为原因，不如把它当作规律更恰当。革命还有其更深刻和具体的因素。就法国大革命来说，之所以冠以“大”，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暴力程度非同一般，比起之前的英国光荣革命和几乎同时发生的美国独立革命来，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和恐怖程度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少有的;更在于，它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对法国社会结构和传统、道德的巨大破坏。
今天，人们关心法国大革命，关注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当然是想从托氏书中寻求消解中国革命的良药。不过，历史固然值得借鉴，但简单的比附历史也不对。从细节上看，托氏为我们描绘的18世纪法国社会状况，与今日之中国有着很大相似性，可如果凭此就得出结论：中国社会正陷入溃败中，革命不可避免，未免有些轻率。事实上，在相似的同时，更多的是不同，即使相似，背后的原因也可能不同。毕竟时光过去了近200年。用托克维尔纠结的平等和自由来说，中国今日固然既缺平等，也缺自由，但在平等和自由之间，我个人认为，更缺平等。受传统平等思想(所谓均贫富)深入骨髓的影响，又有着计划经济时代平等的社会实验和生活感受(尽管那时是共同贫困)，中国人天生对平等格外敏感，这种情况下，社会平等的缺乏，确实对执政者来说，是一大威胁。
然而，是不是人们对平等的追求，会导致法国式的革命后果?至少从现在来看，还不能这么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执政党并未放弃对普罗大众的平等许诺，所谓共同富裕是也，而且在具体的政策中，确实加强了社会保障等体现平等价值和目标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平等之欠缺，可以用自由来弥补。虽然中国目前向上阶层流动的渠道越来越阻塞，但毕竟未全部切断;虽然政治自由仍受到严格控制，但经济自由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每年一千多万的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寻找工作和发财的机会，每年一亿多人口的流动和迁移，都说明社会活力仍存。如果说，政治自由关乎人们的政治权益，那么，经济自由关乎人们的生存和物质财富的创造，显然，对多数人而言，比起政治自由来，更可能在乎的是经济自由。只要经济自由之门没有关闭，社会会出现问题，但发展成为革命的可能性很少。
自由的多少还可从中央集权的控制程度来说明。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18世纪法国专制王权对社会的控制几乎无处不在，从经济到政治到司法，从公共生活到私人事务，中国虽然也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市场经济的实行，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大大缩小，其程度也远不如当时的法国。
尤其是，人们几乎拥有对私生活的全部决定权，即使在公共生活中，政府的控制程度也大大减弱。在那些不涉及政治的公共生活中，政府并不干预或干预很少。中国中央集权与法国中央集权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即在顶端和底层间，有多级政府机构存在，它们可以为执政者起到缓冲作用，而这是当时的法国政府所没有的。我们看到，现在地方的群体事件，一般指向的都是基层政府，几乎没有面向省一级的，更不用说中央了。这使得中央处理起类似事情来，有回旋余地，不至于使群体事件扩大化。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要远高于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政府。
事实上，托克维尔所讲的革命往往发生在一个政权开始改革的时刻，是有条件的，即这个政权是否丧失了统治能力，如果它还拥有很多资源和手段来应对改革开启后所引发的人们对权益提高的要求，那么，革命就很难发生;当然，如果它既缺乏手段又缺乏意志，革命就容易发生。所以，革命是否一定发生，要看这个政权的资源和管治能力。历史上也有很多改革开始并未带来革命的相反事例。这也可以解释茉莉花革命为何在中东北非能够成功却在中国激不起浪花的原因。因为中国政府的统治能力还很强大。
在中国，还有一个不利革命的因素，即人口老化。迄今的人类历史，未发现革命是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出现的，而只出现在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包括晚近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远期的中国革命及更远的法国大革命，它们都有一个人口学上的共同特点，就是在爆发革命时，年轻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主流，最明显的就是利比亚，全国人口约为650万人，但15至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一个国家年轻人口居多，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年轻人富有理想，激情，追求平等和自由，对现状更不满。而老年人天性偏向保守，不喜动荡，当一个社会这样的人口占很大部分，即所谓老龄化，它就成为一个抑制革命的有力因素。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12%，再过几年，老龄化趋势会进一步发展。除非社会突然恶化到连多数老年人都感到危险的地步，否则，在一个老龄化国家爆发革命，历史还未有先例。
我并非有意为中国辩护，只想陈述一个事实：必须不带价值前提地客观地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说托克维尔的警告对中国就没意义。为避免中国革命的重演，我们有必要设想各种可能的情况，并有针对性推出政策，包括开放政治自由，以改善社会的治理和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提高人们的平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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