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围绕国企的讨论，已非改或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处于十字路口的国企，应该何去何从?经济学家从不同视角探讨着国企改革的道路。张维迎看重的是所有制改革，顾海兵建议的切入点是管理权，厉以宁则站在宏观的角度强调从政府调控入手。
张维迎：推销国企私有化
在博鳌论坛“政府与市场—新环境 新思考”分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表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改变国有部门主导的、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当前，为什么出现腐败，为什么收入分配不公平?原因在于政府太强大了，政府的企业占有太多资源，如果要想有一个公平的社会，就要降低国企在GDP中的比重。
张维迎开出的药方是国企私有化;但是，对于张维迎在国企所有制问题的观点，包括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现场其他嘉宾都不甚认同。拉扎德银行董事Jean-Louis Beff则认为，国有银行不仅出现在法国，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他强调指出，中国的国企做了很大的事，有很大的成就。汇丰印度董事长Naina Lal Kidwai认为，印度的银行体系中70%是国有，但是这个银行业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有非常好的监管，监管框架非常好。
目前，中国国企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全部归咎为所有制问题，故而，张维迎的药方不仅难以治愈“国企病”，甚至有令“国企病”加速恶化的可能。毕竟，“私有化”不是灵丹妙药，不可能包治百病，前苏联国企被打着改革旗号寡头瓜分的前车之鉴依然历历在目，“华盛顿共识”也被证明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顾海兵：厘清权力渊源是国企改革的关键
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庞大的工程。既然单从所有制着手不得其法，那么，又该从哪里入手治理呢?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微观上看，国企内部应该建立监管机制，消除国企内部管理的“专制独裁”;从宏观上看，国资委作为国企管理的专职机构，国资委与国企之间就存在一个管理与被管理的机制，这一机制应该置于全国及各级人大的监管范围之中，这种监管是杜绝官商结合产生腐败的要点。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形象地表述为，“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国企领导人的产生机制”。在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普遍分离的状况下，建立科学的管理权产生、运作、监管体制势在必行。虽然国企都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有的是经过股份制改造;但是，这种改造多数停留在表面的化妆，国企管理机制内部依然沿用传统的组织人事方法，如果不改变旧人事制度下产生国企高官的机制，一言以蔽之，国企领导权来源的问题不解决，国企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权力植根于民则以民为本，权力来源于上则对上负责。国企一把手不能只对任命他的上级负责，而应该对国企资产负责，以国企资产是否保值、增值以及创造社会效益作为评估业绩的标准。
厉以宁：政府“微调”迂回推动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的另一面就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大政府往往导致出现庞大的、众多的国企，国企的弊端也往往与大政府的问题相关联，因此，国企改革必须与政府管理体制同步、或者协调步骤推进，不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国企改革就无法实质性推进;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就是迂回进行国企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建议政府调控应转向“微调”。“微调”可以理解为局部调整、在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的调整。他表示，宏观调控一定要符合当时的情况，宁肯多用微调，不要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后果难以预料，加上经济政策的滞后性，几个月后政策还未起效，经济状况已发生变化。宁肯微调多一点，预调要及时;同时，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区分经济中存在的哪些问题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哪些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如果涉及到机制不完善，就需要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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