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代经济学理论，企业是在预算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在传统的经济体制环境下，国有企业处于一种所有者缺位的状态，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利益与其所有者的利益处于一个不十分一致的状态，其受到约束相对较少，学术界称为“预算软约束”。
国有企业最终产权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各级国资委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各级国资委是国有企业全体所有者的代理人，从法理上代表全体人民履行所有者职责。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有无数的机构或者个人，他们似乎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但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有者虚化导致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代理成本高、道德风险大等问题，在国有企业广泛存在。”
“预算软约束”概念最先由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预算软约束是指当一个预算约束体的支出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时,预算约束体并没有被清算而破产，而是被支持体救助得以继续存活下去。科尔奈最初的著作揭示了一个及其重要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于国企的“父爱主义”，使得这些企业永远不用担心自己的生产是不是有效率，自己的产品是不是有销路，或者自己是不是亏损，因为企业最后总是可以伸手向政府要钱。政府对国企的财政补贴、国有企业更低的融资成本及国有企业享受的种种政策优惠更是强化了预算软约束。
所有者缺位及预算软约束，是导致了国企财政松懈的重要原因。所有者缺位、国企面临的预算软约束及财政松懈，财政透明性差，监管的不到位，导致国有企业一些问题的出现，像高管腐败、生活挥霍严重，国企高管巨额收入，重大项目投资失误等问题不断引起社会争议。
国企腐败高发，高管挥霍，国有资产巨大损失
近年来，国企高管腐败案件频频发生，深深刺激着人们的眼球。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1.9573亿余元;2009年12月，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被调查，成为电信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人物;2010年，中石油突然进入腐败高发季，一批下属企业多名高管蛀虫落马，工程建设、营销和采购领域、招标投标领域成为重灾区;首都机场两任原董事长李培英、张志忠先后落马，其中李培英贪污8250万元、受贿2661万元;上海电气原董事长王成明因共同贪污3亿、受贿21万元，被判死缓;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原高级顾问李泽源、董事长赵祥等高管6人涉嫌挪用20 .3亿元巨额资金。
在金融领域，高管腐败事件也不断发生。2002年光大集团的朱小华，中国建设银行两任行长王雪冰、张恩照，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协助调查的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等，都是金融系统高级别高管。
根据法人杂志发布的《2011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2011年，在企业家涉案的199例案件中，国企企业管理人员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有88例，2011年国企企业家贪腐金额平均每人是3380万元，其中光明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个人就贪了7.9亿元，如果去掉这一特殊案例，平均每人贪污金额也达到2077万元，而2010年国企这个数字是957万元。在共同犯罪问题上，根据统计结果，至少有79例共同犯罪，占到统计案例的近乎40%，涉及人数1266位。
同时，一些国企高管的职务性消费挥霍严重。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在职期间平均每天挥霍公款超4万元;原建行行长张恩照，一次舞会派对便挥霍115万元，其个人爱好网球、高尔夫球而至豪华游艇;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高严，在武汉召开国家电力公司内部会议，住6万元的特大套房，午休另有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从家具到马桶都是专门订做。
国企垄断行业拉大收入差距
(一)高管天价薪酬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
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2007年时任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
与发达国家高管相比，中国国企高管薪酬超过普通员工30倍，薪酬水平远超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国有企业利润迅速下滑，但某些国有企业人工成本仍然大幅增加，尤其是高管薪酬并没有降低。
(二)垄断、隐性福利拉大行业收入差距
因为国有企业有很多优惠政策，如极易从银行贷款获取低息贷款，而民营企业等中小企业却很难从银行获取贷款。前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2012年到浙江调研企业融资成本发现，小额贷款平均利率是20%，大型民企拿到10%的利率或多一点的贷款，而央企却是5.3%，得出国企贷款利息明显偏低的结论。融资成本低使国有企业更容易在市场上形成垄断。
同时，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行政性因素，也迅速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规模，使民营企业等中小企业难以与其竞争。
近年来，因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石油、电力矿产、烟草、金融、保险、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而这几种行业都离不开“垄断”，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也以国企居多。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2011年5月20日，国家审计署披露了17家央企存在的多项违规问题。这17家央企多集中在电力、能源、重工和通信企业，主要问题包括职工薪酬管理问题，涉及违规发放奖金、补贴、旅游费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起草的《2013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在项目评估一般预算基金、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国有企业基金4个大项中，国企基金最差。
(作者系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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