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友喜欢晒福利，通过比较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在各种节日红包的丰厚与微薄，了解自己在庞大复杂的中国经济机体上的分量。有意思的是，现在人们不仅艳羡能够进入央企特别是垄断央企的年轻人;年届退休或者提拔无望的官员，转换角色“空降”成为央企高管，拿高薪挣大钱，也日益成为一种现象而受到舆论关注。
《人民日报》海外版将这种现象形容为“当不了省长当行长”。社会舆论的质疑是：为什么官员总能赶上如此“肥缺”?于国民和社会都负有重要意义的央企，在这出权力换装的独角戏中，又漏缺掉了哪些利益考量?
官员空降 央企成为一种福利平衡
一向有“大炮”之称的知名企业家任志强，最近一番关于北京银行人事变动的微博言论，再次引发热议。任志强用“震惊和愤怒”这样激烈的措辞，表达作为公司董事，对北京市国资委以行政命令更换上市公司监事长的强烈不满。根据媒体披露，新任监事长此前任职北京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虽然北京银行很快发布补充公告，并被媒体解读为对这一人事变更合规性的“解释”，但任志强随后称“奉直接领导指示，此事不宜公开讨论”，并删除之前的微博，蹊跷举动让人忍不住猜测——此事可能有更多无法在台面上理论的纠葛。
无论北京市国资委此番动作原因何在，强行以官员身份空降企业高层，却未被企业和董事会完全接纳，这是事实。而北京银行为上市的股份公司，北京市国资委甚至不是其最大股东，在政府拥有更大控制力的央企或地方国有企业，行政权力对于企业人事的干预则更加直接和普遍。
这种现象在垄断色彩浓重的金融、民航、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尤为普遍。2011年，中国民航局副局长王昌顺“空降”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任总经理;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和副董事长奚国华，就职前为工信部副部长;根据公开报道，与中国高铁产业链相关的32家上市公司，高管普遍有在铁道部工作任职的背景……据《投资者报》统计，截至2009年末，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请了前政府官员甚至现任官员作为公司高管，总数达到1599人，而国企，正是容纳“前官员”的主要场所，占比超过7成。
从“高官”到“高管”，身份变化伴随着明显的身价“增值”。需要指出的是，相当多“仕而优则商”的官员型高管并非主动下海创业，而是通过行政命令指派到央企或地方国有企业担任要职，而他们颇多一致性的年龄特点和仕途前景，更让公众相信：这种安排很大程度上并非基于企业经营需要，而仅仅是一种行政权力对于人事组织的“统筹”，甚至是官员“福利”分配的某种平衡——既然当官“升不上去”了，那么就到企业多挣点钱吧，补偿一下。
可疑的资源配置与可怕的权力自肥
对辩护者而言，官员特别是高官，到央企担任高管，可以从管理、政策、人脉等资源的挖掘和配置上给予解释。比如工信部的领导到通信企业任职，其多年参与政策制定、行业管理的经验，以及广泛的业内社交资源，都可能对企业有所贡献。然而，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
中国人民银行主管刊物《金融研究》曾刊文指出，通过对2003-2009年间4194家非金融类A股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官员型高管”会损害国有上市公司的业绩。文章说，“官员型高管”损害公司业绩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会把更多资源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上，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非生产性支出，存在更大程度的在职消费，产生了更大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从2012年延宕至今仍未分明的中国铁路腐败窝案，几乎桩桩件件都与行政权力在企业经营中的暧昧渗透和逾越有关。看似权力与资本强强联合，实际却让整个社会付出极大代价。这种代价有看得见的资源浪费、安全危机等，更有看不见的制度崩坏，可谓遗毒深重。
尽管如此，连资深的国企改制专家也承认，当前央企高管的任命，存在明显行政化倾向，离市场主导越去越远。去年年底有媒体披露，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历时八年却屡被延期，出台无望，博弈的关键点就包括“如何规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等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更直接表示，在征求规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的政策意见时，遭到一些央企高管的强烈反对;而这些“高管”话语权之所以如此之大，与他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企业人”，同时也身负较高行政级别有很大关系。作为企业高管，他们可能受董事会、大股东辖制，但是作为省部级官员，他们又可与政策制定单位平起平坐，政策能奈我何?
如果说当下央企的市场垄断是一种特殊国情下的必要的话，那么任命央企高管这一重要权力，就是对于垄断的垄断。权力者相当于手握“金饭碗”找人来端。由于目前央企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关联性不强，权力集团首先看到的是利益，而非责任，如此，央企高管——特别是市场垄断度高，经济效益有保障的央企高管——被普遍当成安排中央及省市年龄偏大、提拔无望的官员的“肥缺”就很好理解了。
既扰乱市场又危害体制的危险路径
当重要的人力资源配置功能，被异化为权力集团内部的自利自肥，中国为“高官到高管”这一机制所付出的成本，就不仅仅是一个人年薪几百万的累加了。
这些年，不仅公众愤怒于以央企为主要代表的待遇双轨制，即使在央企内部，不公正的薪酬机制也饱受批评——基层低薪酬、高强度，高管低风险、高收入，“央企高管安享金饭碗”早成众矢之的。而为了保持和权力之间的良好互动，这些本来就依赖权力安置的“官员型高管”，更有冲动进一步向权力者输送利益，以收买权力的支持。
对于还在公务员系列的人来说，由于阳光财政等行政民主化不断推进，时有“官不聊生”之感，看到过去的同仁到了财大气粗的央企，地位尊贵工作清闲，福利待遇明显提升，更兼结交巨贾外商，整日打球吃请，心里自然羡慕。一旦感觉仕途艰难，便纷纷开动脑筋转换思路，选择到央企任职这一“次优”选项。甚至即使身在官员之列，心里也将垄断企业看作自家农场，自认利益共同体，总想着卸任公职后，可以很方便地进入这些“友好单位”，收获早期的权力“投资”。这种利益的盘算必然影响行政决策，而这种影响一旦形成机制，则无异于一种错时的权钱交易，是权力腐败的期权化而已。
实际上，中国央企(以及地方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在全世界都堪称高难度。因为它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需要极高的资源配置跟管理水平。因此，这些年中国一直谋求改进央企高管结构，引入全球招聘等方法。但是，即使在全球招来人才，留任率也不算高，这和央企的经营难度以及复杂的经营环境有关。“依傍权力”空降的“官员型高管”却想来就来，来了不走，这与市场竞争机制下培育央企高管人才的艰难与脆弱环境，形成多么刺目的反差。
2013新年伊始，媒体一份有关中国人力资源配置的报告就引起全社会的忧虑：这份报告显示，2013届毕业生最愿意去的单位，正是国有企业。当然，这里的“国有企业”，不会是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艰难求存的中小型国企，而是凭借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旱涝无忧、“钱”程远大的央企或大型国有企业。再联系当下中国各阶层人士千军万马挤国考、挤编制的大背景，我们可以在“高官变高管”的路径中，看到一条清晰的“权力—财富”转换链条，那就是：进入行政权力体系，谋求权力最大化，寻找权力干预经济部门的机会，然后在一个缺乏竞争的伪市场中获得垄断收益……这与改革开放之初，行政体系内人员纷纷主动“下海”，利用自己的智力人际关系，谋求个人价值发展比较起来，在形式上看都是“由仕转商”，但在实质上，却是多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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