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动国企深化市场化改革?如何摆脱因身份和体制的优势带来的垄断利润?如何将国企一个企业的利润转变为全体国民的福利?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今年两会期间，人大和政协代表对国企改革进行了热议，认为国企整体上存在利润高和垄断的特点，国企高管高薪酬、员工工资和福利与民营企业的差距太大，“国进民退”仍不绝于耳。
在房地产业，保利地产2013年2月的销售简报显示，当月共实现签约面积91.1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41.3%，实现签约金额84.38亿元，同比增长133.33%。保利地产作为国企，在政府坚决调控房价的总体指导方针下，依然在各地高价拿地，售房利润依然如此快增长。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国企的垄断利润何时能够走向合理的轨道?
在银行业，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实现净利润为7746亿元。其中工行去年净利润为2385亿元，而其他银行中建行利润1936亿元，农行1450亿元，中行1394亿元，交行利润居后，获得了581亿元的净利润。在这些净利润中，银行的主营业务净利差依然是“大头”。这也令人反思为何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向左的银行经营模式依然是盈利的主体?
在石油行业，在国际原油价格下调的背景下，汽油价格却呈上涨势头。尽管发改委在3月26日公布了完善后的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成品油价周期由22个工作日缩短到10个工作日，使得油价有可能在27日后出现回落。但是，民众质疑这样的机制依然偏袒两桶油而不是消费者?
国企改革的总纲领：以国为本，以民为本
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处于十字路口，许多触及实质性的改革这几年议而不决，决而未行。十八大及今年两会，民众看到了改革重启的曙光。
张高丽副总理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的开幕式时指出，当前的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及到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国企应该按照十八大报告要求，不断调整，向经济安全和民生上集中，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于国企来说，深层次的改革即是打破既有的利益集团格局，打破既有的设租寻租格局;但是，改革毕竟不是革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我改良和完善，以国企为载体的国有资本既不能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不能继续滑向权贵资本主义，“不左也不右，以国为本，以民为本”——这就是国企改革的总纲领。
目前，部分国企依旧处于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地位，推动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治理结构等方面市场化迫在眉睫。国企不能以退出竞争性行业来换回在垄断行业的永久霸主地位，退出部分垄断行业才是国企改革正道，这才能有效地打破“玻璃门”，促进平等和自由的市场竞争，为培育法治的市场经济打下基础。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消费者对于私人产品需求较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较高。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人均年收入已超过5000美元，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需求呈现刚性增加特征，这类需求反映了民众对公益性服务和民生改善的诉求。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倒逼国企应该将公益性目标纳入自身发展的规划中，以通过提供质优量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高民众的福祉，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
除此之外，国企涉及的领域不同，其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不同。在中国，涉及于国家安全、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企业与涉足于一般产品和服务生产的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前者主要存在于能源、矿产资源、通讯、市政交通、医院、学校、大型港口码头等行业，这些行业直接涉及到民众的民生问题，因此，推动该类国企以公益性目标和民生为导向进行改革，在仍以渐进式改革为理论逻辑的指导下，暂不去垄断化，也不变更其国家所有权的属性;同时，交由国家委托行使所有权的国资委或者其下属控股公司进行管理。在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方面，应将经理层与政府官员、党干部、人大代表或者政协代表分开，担任国企高层管理人员不得兼任政府、人大、政协等官职。选拔具有企业家精神、商业运作能力等的人员作为国企高管，改变所有权虚置和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提高委托—代理的效率。同时，在薪酬方面引入绩效薪酬管理，改变高管高薪酬的现象。
对于国企的产权问题，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提出的“国民权益基金”的构想建议，将国企的产权民有化，进一步推动国企的产权改革。
一般性的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应该遵循市场规律和资本规律。国有资本不是特殊资本，只是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不过，社会主义市场规律不是原始市场中的“丛林法则”，而是在现代市场环境中，通过塑造合格的市场主体，放弃身份优势和体制优势与民营资本、外资竞争。同时，应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政商分开。当前国企的管理模式是在国企改革的历程中逐步形成的，与其兼顾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属性关系较大，因此，下一步改革有必要将行政性包袱和社会性包袱甩开，将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放在重要位置，改进企业的管理模式，实行有进有退，让市场做出选择。$nextpage$
国企改革的方向：市场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大旗。时至今日，改革依然在纵深推进，处于“深水区”和“矛盾凸显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巩固了基本经济制度，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增长黄金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体现出自身强大的理论逻辑和生命力。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渐进式改革有利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产生了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实行“大爆炸”带来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效果。1992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完美组合。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国企作为国有经济的代表，实现了公有制的多种具体形式。国企的市场化改革依旧遵循着逐步推进的思维。
国企的改革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下的附属行政单位向市场经济主体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没有所有权和经营权。通过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拨改贷、利改税、经济责任制、股份制逐层递进改革，赋予企业以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转变企业的生产经营机制，通过引入多元化股权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实现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布局，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十年来，国企的这一系列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成果是显著的。国企数量大大减少，亏损企业基本消灭，垄断性国企的生存能力、竞争力和活力不断增强，国家的政策性负担不断减少，企业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套用当前的一句高频词汇来说，改革红利是突出的。在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工行和建行分别位列第5、6、7、54和77位。
在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国企的内部三项制度人事、劳动和分配未能按照市场化逻辑建立。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分配能增不能减的情况依然存在。国企高管薪酬、职工“铁饭碗”、高福利的保障制度让许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望尘莫及。国企的治理架构虽已经建立，但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股东、董事会、高管和监事会的分工明确，但事实上形成了“身兼数职”的现象。董事和监事人员存在关联情况或者一身兼任，导致治理结构出现“真空”,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情况时有发生。
国企的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成长产生了挤压效应。国企的成长和壮大导致了“国进民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新非公36条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和参与国企改革等，降低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原先属于国企投资领域的壁垒。但是国有企业依然是铁板一块，具有解释主动权，行政审批权和自由裁量权。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资本规模较小，政策偏向低，融资难等老大难问题，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等问题依然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新非公36条在当前依然是向中小企业敞开的“玻璃门”。
从整体上民营企业的收入低于国企的收入，出现了所有制层面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和不公平。同时，国企的隐性收入的存在，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众的幸福指数下降。
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红利在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提高经济总量，是一种基于物本的发展模式。国企作为国有经济的主体时，涉及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则出现管理模式、治理结构和产权归属等主要问题，涉及一般行业则依赖于体制优势和身份优势出现垄断，导致民众的福利下降。当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有必要将基于物本的发展模式向基于人本的发展模式转型，对于国企而言，应该奠立国企的公益性的基调，把改善民生、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自身做大、做强、做优有机地结合起来。
国企改革的前景：困难不少，希望更大
当前国企的改革处于攻坚爬坡时期，应对国企已经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综合分析。从总体规划到细处落实，每一处环节应该用很大的政治勇气、实践智慧和审慎精神加以推进。国企的改革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做好分类管理和行业指导，应该以创新驱动国企和国有资产体制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加强国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首先，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关乎经济命脉的国企改革，应从治理结构、管理创新等方面入手，将股东、董事、高管和监事独立分开，行政人员、党内官员、人大、政协官员与董事、高管和监事分开，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情况。引入高管择优聘用机制和绩效薪酬的激励机制。管理层面应采取精细化管理方式，由粗放型的经营管理方式过渡到集约型的科学的管理方式。以改善民生、社会责任和公益服务为主旨，将社会目标放在商业目标之前。
其次，涉及一般服务和产品生产的领域，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外资除了所有权上的属性之外，其他一视同仁，国企应分步骤的退出竞争领域，真正做到有进有退，卸掉身份和体制外壳。所以，在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认真总结温州金改的实践，大力推行适合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的金融创新，加快推进类似于北部湾银行中小信贷机构，以改善中小企业的“抵押难”、“贷款难”等问题，从而冲破新非公36条的“玻璃门”效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企改革可慢半拍，不能错半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政者，不可不慎。
国企改革既不能偏右，也不搞左倾，国企改革要顺应世界潮流，结合中国国情，依据民情民意，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推进。虽然这条国企改革之路披满荆棘;但是，只要思想者、改革者、实践者精诚团结，同心协力，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革模式，配合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搭建一个新的民生改善平台，让全体国民共享国企改革的红利，这样的中国梦，在今日是梦，在明日就是现实!
(作者系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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