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峰会条约对中国环境治理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忽略。环境保护在中国首次成为一个议题，是在1972年中国派遣代表团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参加这个会议对中国外交来说是重要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这标志着中国开始创建环保部门和相关法律。
但多边会谈的影响现在正在减弱。2009年，联合国主导的气候谈判——哥本哈根会议遭到了重大挫折。2012年“里约+20”峰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相比起20年前更显苍白无力，远不及之前会议上达成的三个缔约条款。
世界对中国的期望是矛盾的，既希望贡献经济增长，又希望减少碳排放和污染。这令中国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从一个落后的学生变成要求诸多的谈判代表。
其结果就是国际会议和中国环境治理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发生了变化。对外行人来说，这看起来很像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对国际谈判有更多影响，而不是这些会议影响到中国政策。
这只是部分正确。那些认为中国在环境谈判中采取的是强硬保守立场的人漏掉了一些事实。中国一些引进的想法，比如防治污染原则、污染无国界公平分担原则、共担但责任有别的原则，所有这些想法都在中国得到讨论。有时候中国国内环境治理的官方声明中也能见到这些想法。
这些趋势引出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环境恶化是否会令中国在国际环境会议上的态度发生改变?中国是否会重新评估多边环境会议的价值?中国新任领导人是否会改变其环境外交政策?
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达到一个新的程度，人们再也无法忽视环境保护。不管有多难，不管有多少阻力，中国需要更强硬的外交政策。
这似乎与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立场吻合。习近平在出席金砖五国的第五次会议上告诉记者，中国将会承担更多责任。中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环境外交迫切需要进行重新考虑。
在国际层面，多边谈判进程必须作出明确有效的努力，来促进中国环境治理效力。国际机制的设立必须基于对中国环境法律的充分了解，了解中国落实国内政策的方法、外交手段以及沟通方式。不然很可能出现国际期望和中国现实不匹配的情况。
这种不匹配的表现之一就是，高估中国政府平衡国内不同利益的能力。尽管政府试图达到政策所制定的目标，但这些政策经常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甚至政府没能遵守其承诺。野生动物走私猖獗的根源就是中国政府对走私者和消费的监管无力。
如果国际公约不充分考虑中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那么中国的生态法律就不会有提升，且全球环境治理将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全球环境危机已经很严重，中国有效地参与成为迫切的需求，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仍是初级水平。
最后，两种极端的观点需要矫正。一是过度武断，甚至毫无建设性地抨击中国;另一种是多边机构中的悲观主义倾向，放弃中国。
这些立场都忽略了国际环境协定可以对一国产生实质性影响。没有斯德哥尔摩会议，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保行政框架将可能被忽视很多年。即便被认为是失败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也促使中国作出减排承诺，以及中国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对环境的持续和进一步关注。从长远来看，其影响不可估量。
正如中国需要重新看待世界，世界也需要重新看待中国。只要中国坐在谈判桌上，挑战就会存在，并且将会随时间变得更加艰难。人们必须学会在多变谈判进程中同中国合作，对中国来说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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