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直指中国行政顽疾——公款吃喝。从目前效果来看，整治行动确实形成了某种舆论风暴，在各级特别是基层官员心里造成冲击，产生了一定的震慑力和约束力。但是，对一种根深蒂固、堪称“传统”的官场文化发起变革之战，绝非朝夕即可完成，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正经历转型期的背景下，增长乏力的阴霾未散，对规模庞大的“官消费”动手术，会否遭到长期在唯增长和唯数字观念中沉迷的官员的反对?又是否有动力坚持和深入下去?而权力控制资源的体制如果不变，酒桌上的暧昧交易和既得利益者的“消费观”，又是否真能有所改变?显然，对这些，公众并非完全乐观。
官场饕客被清理，
高档餐饮很落寞
围剿公款大吃大喝，给高档酒业、高档餐饮等市场都带来不小的冲击，经营者不得不改变以往刻意打造的“奢饰品”形象，降价促销，或者努力寻找新的消费群体，并研究他们不同于“官消费”的口味。
最先感知市场变化的，是高档酒业。
自从去年底，“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全国不少地方下发了“禁酒令”，更动员社会力量监督举报，围剿公款大吃大喝。随着“严查”的风声越来越紧，失去公款撑腰的名烟名酒终于“扛不住”了，或明或暗开始降价促销。
据媒体报道，上海某茅台酒专卖店，指导价1519元的茅台，最低打出1360元的“促销价”;而去年同期，同样一瓶酒，竟被炒到2200多元，还一瓶难求。五粮液的情况与茅台类似，在上海五角场一家百货店，指导价1109元的五粮液，以不到900元的价格出售。
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上海，降价潮席卷全国。高档名酒“只涨不跌”的价格泡沫，似乎一夜之间就被挤破。
有高档白酒代理商证实：“有关禁令一出，生意明显下滑。”虽然一些酒企试图利用提高出厂价的办法“保价”，但已经不那么管用，高档酒的零售价跌破指导价比比皆是。”一位白酒专家说，继续严查公款吃喝，酒价将无法再靠公务消费支撑，那么高档白酒价格“降了两三成”，恐怕还仅仅只是开始。
熟悉中国高档酒营销的人都了解，公款采购是国内酒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柱，一些红酒企业的销售，30%至40%依赖单位或公款采购，而知名白酒企业，公款采购超过50%的也不少。可以说，中国酒类市场的一大“引擎”就是公款消费，而现在，这个引擎正在放慢轰鸣的脚步。
另一个颇感受伤的行业，是高档餐饮。
和高档烟酒一样，中国的高档餐饮业，也是由公款吃喝支撑的。但是，据商务部抽样调查，中央系列规定出台以来，北京高档餐饮企业营业额下降约35%，上海下降超过20%;西安本地媒体则报道说，西安高档餐饮消费同比下降了40%左右。在“严查”最集中的2013年春节前后，各地高档酒店的高档菜肴销售额明显下降，燕窝、暴鲍鱼下降40%左右。长江刀鱼曾经是江浙食客眼中真正的“贵客”，过去被财大气粗的公款豪宴把价格炒到每斤8000~10000元，而成为高档酒店里的“餐饮奢侈品”，如今在反对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之风的影响下，今年刀鱼价格“高台跳水”，直落到每斤400~800元，一些讲究饮食的普通人家终于也可以买来尝鲜。
白酒行业应对“新规”的办法是降价促销，高档酒店也不可避免要寻找类似的自保方法——取消高额的包间费，甚至向顾客提供外送和劳务外派服务，让大厨到顾客家里做饭，这些过去被视作“拉低档次”的服务，现在都成为值得向新的消费群体推荐的特色服务。
前门假装藏奢华，
后院继续迎权贵
治理公款吃喝的行动正遭遇挑战。穷奢极欲的吃请者，现在急于从公众监督的视野中走开，藏身于各种低调场合。单位食堂、招待所、内部酒店等，都是其逃避监督与法律责任的新场所。
政策的约束和惩治，能不能把公款从奢侈浪费的酒桌上彻底赶走?
恐怕并非这么简单。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会成为中国公务系统最难根治的顽疾之一了。
随着各级“两会”落幕以及春节宴请高峰的过去，新闻渐渐失焦，公款吃喝似乎又找到喘息的机会，开始在各个市场角落试探，寻找容身和反弹的机会。当然，这次它表现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而是拐弯抹角、低调隐晦，想在更阴暗处保留寻欢作乐的特权。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记者在北京、江苏和河北等地的采访中发现，目前在一些地方，部分干部“不在明处大吃，躲到暗处享受”，公款吃喝这一腐败行为，正加速由高档酒店等场所，转向豪华会所、民宅、机关食堂和酒堡等隐蔽场所。
比如，河北一家高档酒店设置的所谓“贵宾间”，就让人很有叹为观止之感。“贵宾”无需从大堂进入，通过地下车库的专用电梯直达贵宾间所在楼层，饭店其他客人则完全无法进入。贵宾间里设施齐全，除了豪华餐厅，还有不亚于五星级宾馆的客房、KTV、按摩房等。老板非常强调贵宾间与其他包间全部隔开而形成的私密性——一个饭局为何搞得如此神秘?花钱吃饭又何必遮遮掩掩?其中的暧昧与灰暗可想而知。
更多的官员，也把吃请的地点从传统的酒店、饭庄，转移到了单位、企业的内部酒店、招待所和食堂。地点低调了，酒席的标准和花费并没有减少。有的单位则直接从星级酒店专门请来名厨，为所谓的“食堂”掌勺。这样的食堂并不是谁想吃就能吃，宴请的人还是原来的人，推杯换盏中的放肆与挥霍也并未收敛，唯一不同的，只是公众的监督更难涉入这里。
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体，最近接连曝光了几起藏奢华于“低调”之中的公款吃喝，有的高档餐馆藏身于古寺，有的豪华会所就开在公园里。而且提供相当稳妥可靠的安保，比如遮挡车牌，接送客人，为客户信息保密等，这样的所谓“服务业”，其实不以开放的社会服务为宗旨，只是专心伺候权力的奢华享受。而在石油、烟草等系统，“内部酒店”则担负了许多堪称天价消费的聚餐、接待等任务;甚至，由于前来接洽的权力部门越来越多，它们的生意反而比“严查”前还好。
公职人员如此阳奉阴违、不知检点的做派，正是中共中央“八项规定”试图努力消除的恶劣作风之一。据白岩松引用的一项调查显示：担心公款吃喝之风大面积回潮的人，达到受访者的91.4%;在这个比例中，又有75.1%的人选择“非常担心”，可见对整治行动的信心严重不足;而90.4%的人觉得如果公款吃喝现象回潮，将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损害。
公款吃喝很疯狂，
市场规则太受伤
太多公款吃喝都是没有意义的浪费，对经济部门的影响也远远弊大于利。这样的所谓繁荣或刺激，对公众福利而言毫无价值。老百姓忧虑于公款吃喝如狼似虎，对“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等治理政策颇有期待，但又缺乏信心。
公款吃喝久治不愈对社会伤害最深的一点，就是极易造成政策“雷声大雨点小”，官员以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公众则最终丧失对整个公务系统的信任与支持。因此，《人民日报》评论指出：“改作风，制定措施、付诸行动并不难，难的是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然而，多年来，中央禁止公款大吃大喝的文件发了上百个，各级党政部门的禁令也不计其数，竟至今未能管住公职人员一张嘴!
公款吃喝顽疾难除的危害，还不仅止于权力在酒桌上撒野。这种畸形消费，一旦规模化制度化，对正常的市场规律和市场生态，也将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作用。
举例而言：六百元的茅台，被炒到两千四;一千元的小拉菲，敢卖八千;还有一万元左右的洋酒，六七万难求……如此疯狂的酒价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公款消费。官场酒风成为酒业风向标，并吸引游资大加炒作，造成酒业的生产和销售盲目膨胀，市场信息失灵。而一旦财政难以为继，公款消费受到抑制，则虚高的价格马上被打回原形，过去的天价商品无人问津，最后坑害的是整个产业和经济。
因此，即使今天从公款吃喝、公款消费中获取高额利润的相关企业和产业，也未必不在未来深受其害，甚至被拖入生死关。
目前很多城市的酒店、饭店普遍高档化，成本高、风险大，追求奢侈浪费型消费者。其实这并不符合国人普遍价值取向，也和目前主流消费群的收入和需要难以对接。此次整治公款吃喝，很多酒店、饭店立马生意清淡，甚至难以为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和服务设计粗糙，竞争方式单调，往往主要是依赖商业贿赂拉拢官员顾客，而没有培养起自己真正的大众口碑。
根据九三学社中央在今年两会上列举的一组数据：目前中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数额，将严重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以2009年为例，中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同时，教育、科技、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等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公款吃喝开支不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大，且呈逐年增长态势。新华网消息称，2010年和2011年，中国的餐饮零售额连续两年都突破了两万亿的大关，估计至少每年有一万亿是公款消费或者说是官员消费。可以说，公款吃喝跑得越快，对市场规律和生态的毒害就越深，老百姓的不满和忧虑也就越重。一项媒体调查显示，目前社会上94.3%的人痛感浪费，而被问到其中哪些方面最为浪费时，竟然有高达92.6%的人首选“公款吃喝”。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政府机关呆了十几年，他说，自己看过太多的公款吃喝，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自己请自己的公款吃喝占到了很大比例，今天你请我吃了一桌5000的，明天我请你必比5000更高档，结果形成恶性循环。这位对经济数字颇为敏感的官员归纳说，三分之二的公款吃喝，是没有任何接待性质的浪费。那么，这样没有意义的繁荣，能够形成多少对于经济所谓的刺激和促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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