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何为“习李新政”，至今也未出现代表性共识的概括表述。但去年12月4日正式出台的“八项规定”，却顺理成章地被中国民间视为“习李新政”的重要内容，甚至，“八项规定”已经成为“习李新政”的形象代表。
“八项规定”立刻得到了中国民间的巨大拥护，个中原因无需多言。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八项规定”却展现了一定的“外部性”——它目前在中国引发了基于经济的颇有意思的观察维度，也即，“八项规定”是否会对中国目前原本令人担忧的经济增长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八项规定
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其实，最先让“八项规定”显示出威力的，是所谓的“禁酒令”。据报道，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央军委印发了《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其中提到，要切实改进接待工作，相关单位不安排宴请，不喝酒，不上高档菜肴等。
从中国民间的观察角度，“禁酒令”首先从军队开始可谓指向精准。中国军人能喝酒早已名声在外，反对者认为这样的豪饮自然是浪费公财，且会败坏军纪。但支持者却认为，能喝酒、敢喝酒不仅是军人本色的展现，还可以以此在和平时期保持、激发军人的战斗力。
但喝酒对于军队战斗力即便不是毫无助益，却终归不是能堂堂正正地上得了台面的。更为重要的，豪饮已经越来越被中国公众视为军队诸多劣迹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因此，能在近乎独立王国的军队中雷厉风行地施行“禁酒令”，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政治掌控能力的表现。
“禁酒令”究竟有没有效果?当然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禁酒令之前，军人是拿盆喝酒，禁酒令下来后，人家改成用杯子喝了。这当然是民间笑谈，但人们普遍认为禁酒令的一个突出效果是，它使得高档白酒的销量遭遇了滑铁卢。
市场的反应似乎也支持这样的判断。禁酒令传出后，本已受塑化剂事件打击而萎靡不振的白酒行业更是江河日下。茅台等名酒价格应声下跌，跌幅普遍达20%至30%。资本市场上，传统上被视为相对安全可以避险的白酒板块，近乎成了烫手的山芋。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底，茅台已经不是基金首只重仓股，五粮液、泸州老窖也已跌出了基金前十大重仓股。2012年四季度，机构共卖出2908万股贵州茅台、4267万股泸州老窖、25555万股五粮液。截至2012年底，仅203只基金持有贵州茅台，84只基金持有泸州老窖，仅61只基金持有五粮液。此前的3季度末，有307家基金持有茅台。
这样哀鸿遍地的场面，当然展现了某种对市场的冲击力量。但是否应归功于“禁酒令”，似乎难以断言。“禁酒令”出台之前，白酒行业已经因为塑化剂事件而遭遇重创，“禁酒令”也许是在岌岌可危之时又“踹了一脚”。可是，如果说丝毫没有影响也说不过去，据业内人士的数据，茅台在军队的销量约占10%。
问题是“八项规定”并不仅仅是“禁酒令”，也并不仅仅针对军队系统，它实际是对整个行政系统公款消费的一种约束。而在中国，“三公消费”一向被认为数额巨大，颇为流行的数字是一年有9000亿元之多。虽然对这个数据争议也很大，但“三公消费”对经济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的，尤其是在车、房以及餐饮等领域。如果在这些领域“八项规定”能够切实推行，起码从理论上讲，对于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速和总量，应该有所影响。$nextpage$
八项规定是否影响了经济
当中国公众还在以“明君”心态看待“八项规定”，还沉浸于“禁酒令”、“八项规定”对公款消费带来冲击的解气、赞扬声中的时候，经济主管部门以及经济学者，则开始注意“八项规定”对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影响了。
引发人们警惕的是消费数据的突然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8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3%。但这个数据，比去年12月份15.2%的增速大幅下滑近3个百分点，也低于去年最低增速7月份的13.1%。但是同期，出口和投资却分别保持了23.6%、21.2%的增长。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唯有消费出现明显下滑，而此时恰恰是“八项规定”以及“禁酒令”刚刚推行之时，期间究竟有无联系，的确耐人寻味。
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对于消费数据突然下滑的关注，以及试图探寻与“八项规定”究竟有无联系的努力，有媒体做出了“禁酒令致消费低迷，发改委担忧市场需求不足”这样的报道标题，其不言自明的倾向性立时引发了舆论热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也立刻成了众矢之的。
虽然公众的反应可以理解，但抛开情绪之争，经济主管部门对于消费数据不佳可能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的担忧其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公款消费数额的确占据整个消费总量的相当比例，由“八项规定”导致的这一部分消费的急剧萎缩，当然会对消费增速带来显著影响，从而也会直接反映到宏观经济数据中。
国家统计局1-2月份的数据表明，餐饮收入4030亿元，同比增长仅为8.4%，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餐饮收入1278亿元，同比下降3.3%。而所谓“限额以上企业”，大体指的就是高档餐饮酒店。来自国家商务部的数据，从更为直观的角度对统计局的数据提供了支撑。商务部今年2月份的数据表明，“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一些高端餐饮业和高端白酒的销量出现大幅下滑，抽样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宁波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分别大体下降了35%、20%、25%。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高端餐饮业经营业绩下滑对某地乃至对整个宏观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尚难判断。北京市公布的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4%，增速比去年同期以及去年全年都要低;其中一季度餐饮收入下降了4.2%。但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秀琴认为，公款的集团消费对整个消费品市场的贡献度是多少、合理消费是多少，目前尚不能明确分列出来。从现有数据看，餐饮、娱乐、住宿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例很小。例如住宿只占2%左右，对北京市全市经济的影响只有百分之零点零几。因此他认为，“八项规定”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极其有限，更多的是社会性、政治性影响。
八项规定的作用不能高估
于秀琴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在“八项规定”对中国经济究竟有何种影响的争议中，有人担心可能会对经济增速产生明显抑制，其依据是中国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所占比例也很大;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能高估“八项规定”的作用，公款消费尽管对社会风气的示范作用很坏，但从所占整个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说，未必有那么高。
虽然从逻辑上看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致命问题：目前没有公认的所涉及行业和产业的对比数据。这使得争议显然有点基于想象之上。
但是，高档餐饮业经营下滑、高档白酒销量大减也是明显事实，这些商品的消费，公款的确是主力。
我倾向于相信，即便没有非常细致的分类数据，但不那么细致的、总体的数据相关部门应该是掌握的，只是目前没有公布罢了。至于“八项规定”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的看法依然是不能高估。当然，如此判断不是基于相关数据分析，因为现在从公开渠道看不到这方面的数据。但我们可以从权力架构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
首先，“八项规定”、“禁酒令”这类对于公权的制约，并不是基于宪政体制的根本要求，说白了，它们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对于权力的制约。其本质缺陷，依然在于人治。因此“八项规定”的生命力和存活周期，取决于这个“人”的判断。显然，人是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的。
其次，我们姑且认为公款消费所占经济总量比例巨大，“八项规定”对其压缩，能够显著影响经济增速。但如此一来，考验实际又转移到了“八项规定”的推行者方面。也即，他们是否能够承受经济减速带来的连锁压力?
从理论上说，对公款消费的压缩，可以打破虚高的价格泡沫，为普通人的消费腾出空间，从而形成真实的消费拉动。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问题是这种状态是否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如果“八项规定”压缩下来的公款消费的空间没有多少真实消费去补上，会不会也来个“量化宽松”?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为7.7%。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提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时特别提及，今年一季度GDP增长7.7%中，有4.3个百分点是由最终消费贡献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5.5%;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30.3%，拉动GDP增长2.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14.2%，拉动了1.1个百分点。所以盛来运认为，从结构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在内需中间，投资和消费贡献的比例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升。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困扰于结构失衡，一直困扰于消费不振。而通过盛来运解读的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从结构上看显然让人欣喜，完全出人意料。问题是，这种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结构的可喜变化，是暂时的偶然，还是根本的转向?
应该注意的是，一季度7.7%的GDP增速，虽然统计局认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实际上，这个增速是低于市场预期的。7.7%没有给人结构转变的乐观，反倒带来了对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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