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此次整风，是中共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整党运动后首次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整风运动。整风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把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突出作风建设，在全过程中，要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
所谓为民务实清廉，当然是针对现实中领导干部为私、务虚和腐败而言的。有此行为和现象的领导干部不在少数，这是导致中共感召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如何让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认识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性，如何深入研究当前党群关系和群众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何从党性高度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党的群众路线，是需要中共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中共已然意识到，干群关系的疏远，官民之间的对立，正在并将继续影响到中共的执政。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把自己的执政基础建立在群众拥护之上的执政党，再没有比群众对党的疏远对党的执政地位所产生的危害更大的事了。而在中共最终完成向一个现代政党转型前，要融洽党和群众的关系，重新使群众信任自己、信赖自己，目前看来，中共只有重拾群众路线，整风有助于群众路线的开展，但在社会思想多样化的今天，要想将全党的思想集中统一到中央上来，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注定了整风难以实现目标。当然，这不是说整风没有意义，其意义就在于让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明白，中共的群众基础已经到了何等堪忧的地步。
中共的群众路线
是如何丢失的
群众路线被中共看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中共根本的工作方法。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这一大“法宝”反而在相当程度上不被大多数领导干部所重视，甚至被抛弃了呢?个中症结在哪里?
中共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前两句讲的是中共的宗旨和依靠力量;后两句指的是工作方法，是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群众工作中的体现。四句话构成了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相对来说，今天中共群众路线的缺失，既有工作方法问题，更是在宗旨和依靠力量上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虽然中共在党的文件中也非常强调群众和群众路线的重要，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多数地方政府和党政官员早把群众忘诸脑后，他们日常工作中打交道的主要对象早已从普通百姓转到商贾巨卿，虽然有时候为了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表演“亲民秀”，但老百姓其实都清楚，这仅仅是“表演”而已，当不得真。可见，当政府和官员早已忘了自己的权力来源于群众，心中根本没有装着群众时，要他们重视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谈何容易?
造成中共群众路线弱化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认识出了问题。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战争年代为了夺取政权，所以需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作为群众的一员，融入到群众中去;但在和平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主，经济工作有其复杂性和专业性，一般百姓因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不了解经济情况，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问计于专家和企业家即可。此种认识无疑是错的。老百姓固然不是经济专家，然而，只要经济工作影响到百姓利益，不管他们懂不懂，是否了解，都有权参与进来，这是政府决策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百姓的一项基本权利，万不可省略。
其次，群众对中共的要求和期望也比过去提高了。计划时期，由于物质的匮乏，老百姓的要求可能很简单，能填饱肚子就行，而且那时，人们也很听党的话，党叫做啥就做啥，因为在一个各方资源都被党和政府垄断的社会，你不听话也就死路一条，这也使得人们客观上不得不听从党的调遣。但现在不一样，人们的选择多样化，没有党也可以活得好好的;而且，在物质上有了剩余后，还需要精神生活的提高，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生活有品质，人格受尊重。尤其是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都在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为这种政治参与提供了技术条件。所以，今天老百姓对政府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过去大为提高，可相对来说，政府的群众观念还停留在以前的温饱阶段，没有看到或意识到今之群众早已不是昔之群众。$nextpage$
第三，市场经济使得人们的利益也在不断分化。市场经济是一个个人决策、个人做主的经济，它客观上会带来利益的分化。从中国改革30年来看，中国社会的分化非常严重，不仅百姓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政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就是在群众之间，也分化成若干阶层，利益群体大量涌现，社会成员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特征也逐渐显露，这一切，都会影响到群众工作的开展，使群众对中共的认同，从过去的感情认同，转变为现在的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换言之，人们更多是从合法性角度和利益角度来看待中共的。如果中共仅仅诉诸于过去的感情，显然不够。
最后，中共自身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中共党员，以工农为主，这是中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反映，也与中国社会以工农为主的社会结构高度一致。但自三个代表提出后，中共党员的成分就不仅仅是工农，一些企业家也进入了中共的队伍，再加上官员、知识分子和学生等类型党员，虽然工农党员在中共队伍中或许还占人数优势，可在权力结构上早已被边缘化了。这同中国社会工农的边缘化是一致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党员结构的变化，必然要在中共的工作重心及有关政策和决策上反映出来。作为以工农为代表的社会弱势者的利益和诉求，在中共的决策和政府工作中，多数时候也就势必处于一个次要位置。
可以说，上述四方面因素——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中共曾用血与火建立起来的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今被切断、被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致使中共的合法性根基发生了动摇。一系列群体事件就凸显了中共基层政权与其治下百姓的内在紧张关系。
整风不能走过场
一个以群众运动起家，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重要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其抛弃“看家本领”——群众路线后，也就日益不自觉走向群众的对立面。中共与人民关系发生的这种变化，再次证实了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然而，中共若要重拾群众路线，却也不可简单重复过去群众工作的思路和做法，而必须根据新形势和利益分化的现实，创新群众工作。
中共过去也出台过很多有关改进工作作风、改善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规定和制度，但很难走出在作风问题上的“改进—回归—再改进—再回归”的循环怪圈，接受这种教训，中共早先出台的“八项新规”非常具体，针对性、操作性非常强，并且强调领导人要率先垂范，做好榜样，此外，还有督察和检查。这都是过去类似规定没有的。尽管如此，从目前暴露的情况看，不少干部存在着观望心态、侥幸心态和变通心态，认为改作风是“上面的事”，在落实要求上“慢三拍”，甚至以“文件没到”为由顶风作案;又或者心存“偶尔违规无所谓”、“不被查到就没事”等想法，照旧我行我素;要不就表面上做足文章，暗地里各类改头换面的违规行为大行其道。如据报道，八项规定执行以来，虽然许多地方的高档酒店生意清淡了，昔日店内觥筹交错、店外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终于消停一时了，但在一些地方，公款吃喝又玩起了“躲猫猫”游戏：一些私密性较强但消费档次比高档饭店还高的会所生意甚是兴隆，公职人员来往穿梭其间，千元菜品常见，“变相”发票可开，歌舞升平照旧……以如此心态去改作风，显然不会真改。
这也说明，改作风仅仅依靠“八项新规”的轰动效应和激励效应是远远不够的，领导人的表率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有些效果，要想改作风的效应长期化，就必须靠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
一项规定或要求的制度化过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即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一致的价值趋向，再根据共同的价值需要制定规范，并建立起保证规范实施的组织机构和体制。就转作风而言，在第一个环节实际上需要领导干部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即转作风是对领导干部特权的限制和纠正，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一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丝毫特权。未有这种认识自觉，转作风就不会主动进行，而是处于一种被动地催着走的地步。这样的转作风就不可能彻底。
从制度建设来说，干部作风的转变根本有赖于社会形成一个民主的体制，起码，决定官员升降的一部分权力掌握在民众手上。但在一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体制里，要使高层倡导的转作风确实发生实效，除了上面采取专项检查、随机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外，更主要的是构建规范化的日常管理机制，引入监督、评判机制。
首先，要对现有作风建设方面的制度规范进行清理，没有的要尽快制定出台，不完善的要尽快予以完善。需要强调的是，目前不少这方面的制度规定，存在比较原则、抽象，笼统、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这种情况要改变。作风建设本身的制度规范须尽可能具体、明确、客观，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让干部明确应该怎么做，不能怎么做，违反了如何承担责任和后果，以减少在执行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
其次，要加强干部作风制度建设的执行力度，强化制度执行刚性。可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这里应特别指出，监督机制包括建立问责制，在这方面，要强化上级的监督责任，凡因上级监督不力、下级出现问题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强化单位的监督责任，对本单位党员干部的作风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对抓作风不力的单位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第三，要有限度地放开媒体和舆论，使媒体和公众能够比较好地行使监督权。干部的作风好不好，公众和舆论最有评判权。因为民众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直接承受者，所以，民众也最有积极性去监督官员。另外，无论上级还是同级纪检部门的监督，总因为信息的不完全而有挂一漏万的地方，这也需要通过公众和舆论监督予以弥补。但是，如果不开放媒体和舆论，公众和媒体就不敢去监督干部，至多只是监督一些低层级的官员。考虑到当前情形，需要有限度地开放媒体和舆论，使他们敢于去行使监督权利。
上面是从外在监督的角度来谈改作风的，但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要做好群众工作，中共还必须因应这个变化，创新群众工作方式和方法。协商民主是一个可行之选。因为现代社会只有合法的决策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将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而协商民主，强调在参与、讨论和集体反思的过程中，尊重各种不同的偏好、利益和观点，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它不仅重视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而且注重参与的过程和可操作性。中共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用协商民主来解决社会矛盾和政治参与的问题，虽然它着眼于政治协商这一层次，但完全可以把它扩展到社会和公共事务，只要党和政府的决策涉及到社会的公共利益，都应进行民主协商，把民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时效性。
群众路线是一个包括思想、作风、制度、组织建设的过程。今次整风只取其中的作风建设，盖因这是当前影响干群关系的一个迫切问题。但其实，中共群众路线的核心，是要将不同的社会利益整合成一个整体，使之既具有内部一定的合理性差距，促进公民权利的发展，又不影响国家意志的实现。这就不仅需要发挥传统群众工作的优势，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更要建立一种适应现代民主形式和内涵的表达和回应机制，给不同群体开放表达权，努力回应民众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和诉求。其中，如何从法律和制度上建立一种不同群体利益的博弈机制，并保障其纳入政府的决策过程，是新时期推进群众路线的关键。只有在决策程序上堵死群体事件的燃点，确保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得到政府的尊重和反映，官民矛盾和冲突才会大大减少，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可能回到一种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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