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地震灾难当前，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慈善机构声名鹊起，募捐数额节节攀升。灾后他们投入大量人力忙于募集善款，组织物资发放。而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红会，这时候却在应对公众一个又一个的犀利指责：
其一，有媒体报道，台湾红十字会组成救助队打算去四川协助，但被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先援助五百万人民币才可以进入灾区。对于“买路钱”一说，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随后回应称，这个消息纯属谣言;
其二，红十字总会在4月20日发微博称，总会工作组正赶赴雅安灾区“考察”。此言一出，立即遭到网民的严厉批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赶紧发布解释，并在后续发布的微博中用“评估”代替“考察”;
其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布的一张工作照片，网友认为照片中佩戴浪琴表的男子可能是红会工作人员。后经过调查，证实这名男子是一名媒体记者，所佩也非名表;
其四，有网友质疑壹基金也是红十字会架构之下。对此，中国红十字会回应，现在壹基金已经完全从红十字会独立出去，二者没有任何关系。壹基金也赶紧站出来帮“老东家”说几句好话。
……
脏水都泼向中国红十字会
4月28日上午，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面对媒体，立下“军令状”称：如果两到三年仍然翻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她自动请求辞职。与此同时，100多位艺术家向汶川地震定向捐助的8470万资金被更改用途用于“博爱家园”的消息曝光，令赵白鸽所立“军令状”黯然失色。
从“郭美美事件”开始，红会就没再跳出恶名魔咒。郭美美这一介弱女子，仿佛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媒体一念叨“郭美美”三个字，红会就要经历一回“磨难”。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公众骂“原来的调查是玩儿呢?”辟谣说不调查了，公众又骂“肯定是心虚了”。
面对魔咒一般的污名困境，红会一位中层对媒体记者说，在2008年之前，红会对存在问题作出的种种解释还有人听，如今，“不管再说什么，似乎都没有人相信了”。
成立于1904年的中国红十字会，历经战火纷飞、朝代更迭，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四面楚歌、狼狈不堪。而作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第一个恢复合法席位的团体，中国红十字会似乎正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失去“合法席位”。
中国红十会的前世今生
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现在的中国红十字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领导、联系，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追根溯源，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可以到大清朝。1904年3月10日，当时名为“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的中国红十字会前身在上海租界成立。在此期间，中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中国红十字会缔造者之一的政界领袖沈敦和用红十字会的中立性作为盾牌，带人进入日俄交战地区救护被困在里面的中国平民百姓，在政府官员、中国精英分子、西方医务工作者支持下，在中国东北救援了超过25万人。$nextpage$
此后，中国红十字会的规模得到成倍的扩大，而在战争、洪水、饥荒、火灾缠绕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红十字组织成为苦难中人民的救星，在军事割据和政治纷争之中，承担着人道主义救济的重任，名称各异的红十字会也因此在全国遍地开花。
在军阀时期、十年内战、抗日战争甚至第二次国共内战，红十字会都在战场上救援了大量伤患者，并提供寻人、转信等服务。而且，中国红十字的作用还发挥到了国外，1906年，在旧金山发生的地震和火灾中，中国红十字会为旧金山捐献了20,000两白银;1923年，在日本东京发生了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向日本派出救援队，还捐献了折合20,000美元(1923年汇价)的药品。
超脱政见、党派乃至国籍的界限，中国红十字会以其中立立场，高举人道主义大旗，从事战时救援和平时救灾任务。可以说，红十字会在一定意义上，是用现代理念去承担“上帝派给天使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留置中国大陆的红十字会组织于1950年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1952年，国际红十字大会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合法红十字会。在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内，中国红十字会由国务院领导联系，级别为副部级，承担备灾救灾、卫生救护、国际合作等任务。
2008年，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当年，中国红基会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15.37亿元，是上年募集善款总额的9倍。也就在这一年，有民众质疑为何送灾区的帐篷要贵到一万元一顶。此事激起广泛回响，不少人开始怀疑善款被贪污。红会最后澄清帐篷平均价只是一千二百元一顶，但即使如此仍然比市价昂贵。
2011年3月以后中国红十字会陆续曝光出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事件、郭美美事件、“大肚女孩”捐款延迟事件、总会领导每人配两辆豪车事件等等，令红十字会与其他中国慈善组织接收捐款数额剧减。
战乱中岿然屹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大旗帜，在和平年代的公众质疑声中，开始显得风雨飘摇。
“红会”是体制的替罪羊?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教授陶传进对媒体表示，红会改革目前面临两大难点：一是浓厚的官方背景;二是社会对红会的需求程度在下降，很多公益组织已经形成了竞争关系。
根据现行的组织结构，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一个带级别的组织，不仅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中国官场的种种弊端，恐怕再也不会超脱地只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去做一些救济。
因此，芦山地震后不少公众对红十字会官方背景持有非议，大多数公众认为，如果能去官方化，让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可能会更有利于让中国红十字会成为真正的红十字会。而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称，红十字会不能去官方化，这是法律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跟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
红会不是天然的要有官方背景，作为一个中立的人道主义组织，红会承担的功能跟政府的功能虽然在一定内容上(如救灾、防疫)有交叉，但两者还是有本质差别的。只是在政府管理体制下，政府职能无限放大、无所不包，才使得红会这种承担类似“天使任务”的组织，也被划拨到了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中。
这种大一统的管理方式，对于红会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与政府组织无缝嵌入，与政府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旦有需要，在物资募集和调度中有着巨大的便利性。但正因为与政府走得太近，也让这个民间组织深受“官场潜规则”的影响。
毕竟，民间组织就应该属于民间，尽管栖身政府大树之下可以乘凉，但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公众需求的改变和对透明信息需求和增加，体制的弊端会立即放大，最终影响一个组织的效力甚至存在的合法性。
离开“红会”的日子有点乱
为了应对自身的诚信危机，红会使出浑身解数，无论是努力公布每笔捐款的信息，还是成立全世界“独此一家”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都是为了挽回公众的信任。
公众对红会“过多”的质疑，现在看来，很多时候都是对它之前负面形象的“有罪推定”。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其他慈善机构的“敲打”——谁对公众怀有二心，都将与此机构相同。
而另外一方面来讲，作为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红会出现诚信体系故障，也让整个慈善事业留下大量真空地带。例如，震后大量自发组织的支援车辆堵塞交通。这既源于公众爱心的汹涌，另一方面，恐怕还跟慈善组织遍地开花，组织混乱不无关系。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笔者采访某民间慈善机构负责人时，就听他抱怨说，民间慈善组织虽然可以有更透明的管理方式，也能赢得更多人的信任，但在中国“做事离不开政府”的大背景下，想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碰很多壁。政府部门受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也受不了某些政府部门的低效率，这一点“有官方背景的红会真的更便利很多”。
红会拥有的不仅是便利，还有31个省级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7万个基层组织，团体会员单位12万个、志愿者113.2万人、会员总数2398万人其中青少年会员1549万人……看看这组数字，就能知道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慈善事业上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正因如此，虽然深陷“污名化”的泥淖，红会当前首先要果断放弃跟公众质疑再打“消耗战”，赶紧去做该做的事情。这不仅是为了重塑形象，还是为自身“形象地震”造成的慈善混乱负责。当前，红会仍然可以利用自己严密的组织架构、多年的慈善经验、和政府无缝对接等优点，为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技术帮助，从慈善组织变成慈善平台，变运动员为运动场，创造条件帮助更多民间慈善力量创造佳绩，最大程度发挥自己在中国慈善事业不可或缺的作用。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