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新的领导集体形成并开始全面掌控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已经成为此届中央政府在中国公众眼中的标志性口号。那么，人们当然也就有理由期待，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特别是在国家的社会建设和吏制建设方面，也同样应该有一个“升级版”。那么，这个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升级版”具体说来，又应该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升级版”应该从何处切入，并且随着它的逐步扩大扩展，最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文明与进步的阶梯呢?
笔者以为，这个政治与社会改革“升级版”的切入点，这个可以促使中国走向全面进步并真正成为世所公认的现代国家的阶梯，就是处在权力中心的中国的党政公务人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政干部的个人财产的公开化。
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成为境内外舆论评估中国政治走向的名言。不久前在国务院召开的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提出要“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言之凿凿，其意鲜明，这就是在显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决策层己经认定了这样一条充满辩证法的道理，即：权力只有在限制中才能有效，官员只能在反腐中才能有为。
那么，权力限制与官员廉政的基础毫无疑问就是公众对权力在财富资本运行中作用的了解，就是公众对官员财产(包括各种生活资料与各类生产资料)的透视。很显然，所有这些了解与透视的唯一前提不是别的，只能是在公众监督与舆论监督下的，实现中国各级官员财产的公开化与透明化。
美国的傅高义先生在他的大作《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对中国与原苏联的各类改革做了全方位的比较与评价。总的说来，他对中国的改革扬多抑少，而对原苏式的休克式改革则多有微词。傅高义这种多少有些“成王败寇”味道的观点，是当前世界政治评论界的主流观点，即便是在今天的俄罗斯也不例外。也正是基于这一立场，许多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才会一再呼吁普京总统及其他的决策人要特别注意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经验。这一点当然令中国公众倍感自豪。内地发行量最大的纸媒《参考消息》经常不惜版面地转载俄罗斯专家的此类文章，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中国公众恐怕没有注意到，俄国人在称赞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却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反腐倡廉表示过欣赏，甚至还时有微词和嘲笑。最近，就有一家很有影响的俄罗斯传媒发文称，在反对官员的腐败方面，中国的打击力度还达不到俄罗斯惩腐反腐力度20%!
俄罗斯人是怎样计算出反腐力度的，我们无从知晓。但一家境外媒体在今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所做的民意测验却表明，普通的中国公众目前最关心的事情有三：其一是环保，尤以空气为甚。其二是食品安全。其三是官员腐败。而反对官员腐败则在这三者之中居于首位!可见，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万般皆佳，惟反腐落于其后，并非虚狂之意，他们的看法与中国公众的感受与期待，恰恰不谋而合，相互佐证。
目前，在中国反腐问题上，境外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正处在商业文明方兴未艾的时代，官员们的寻租设租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腐败高发期之所以会持续若干年，恰好说明，在目前这种制度设计下，党政官员的自律是有限的，而个人的自清则更是不可能的。
笔者本人反对这种无所作为的悲观看法。笔者也正是从反腐这个角度认为，官员的财产公开，是制度性反腐的最关键的环节。只要这一步能够大胆扎实地迈出去，中国党政首脑决策部门的反腐倡廉就会大有起色，高效有为之风气就会在各级权力机构和决策部门重新兴起，就连因官腐招致的民败、导致的社会道德的全面滑坡也会发生质的修复与扭转。而更为根本的、革命性的影响则是可以有力地狙击中国人几千年所怀抱的“升官发财”的陈腐观念;也将极大地改变或缓解“官本位”思想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侵蚀与羁绊。那么，既然官员的财产公开有着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为何不快马加鞭地促其实现呢?
官员的财产公开，从操作意义上看，是一个为进一步有的放矢地“反腐”摸清底数的问题。从更大更高更深的制度建设意义上看，则是一个确定社会财富分配原则，确定国家运行的基本成本，确定纳税人对所缴纳税款实现有效监督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工程。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但内容庞杂、巨大，行动又必须周密稳妥的系统工程。依笔者管见，要公开官员财产，就必须远近一齐抓、高低一齐抓。
所谓远近一齐抓，就是指不但前期、中期还是后期，都需要进行十分细致的调查、论证、试点和考查。不但要重视中国自身的己有的好经验好做法，还要认真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要对那些在世界廉政国家排名榜中位列前十名的国家的经验予以高度重视。所谓高低一齐抓，就是指要从顶层设计上确定国家财富的分配原则、国家运行的基本行政成本(包括公职人员队伍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合理收入和收入级差)。同时还要从底层切实摸清今天中国各类公职人员收入(包括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的来源和构成情况。除此之外，中国地域广大，各省市自治区公职人员的可统计收入部分也是千差万别。甚至在同一地区同一工种，也会因为属于不同行政管理范围而数额迥异。对于这种情况各级部门必须心中有数，也要有足够的受到各种压力的心理准备。因为，一旦实现官员的财产公开，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在各地公众包括在公职人员当中引起的多层次多向性的震动绝不会在短期里消失。
公开官员财产还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程。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差别也没有政策。但财产性质的区别在哪里呢?财产额度的差别又在哪里呢?家庭财产与官员个人收入如何切割?家庭成员中非官员身份者的收入要一并计算吗?利用职权或职位的影响为家庭成员谋取的收入如何看待呢?国外银行的账户和不动产如何得到准确的信息呢?
我们陈述了上面种种情况，是不是要告诉我们的读者和中国公众，此事急不得快不得，既然极为繁杂，既然不能一蹴而就，索性就拖它个十年八年再说。反正百姓的日子都过得去，甚至过得还不错，再自找这桩麻烦事，所为何来呢?如果因为我们明白了公开官员财产是一件大工程而成为了拖延的理由，那就是真正的大错特错了。
公开官员财产，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执政党合法地位的问题，是检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还真的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能力的试金石。
在个人财产与执政党的政治生命面前，无论你是哪一级的领导人也无论你握有多大的权柄，你都必须尽快做出纯属个人的抉择。其实，凡是关心国际问题的人都会看到，在当今世界上，不但中国的执政党面临这样的抉择，几乎所有国家的执政党和执政者也都面临着同样的抉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欠发达国家，政治丑闻总与个人非法敛财相随，而社会和谐也总与当权者财产的正当与清白为伴。
公众人物的公众性使他们的财产也有了公众属性。享有公权力的中国公职人员难道不应该坦诚地接受这一公理吗?世界潮流如此浩荡，中国岂能孤身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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