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管理政策要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稳、放、托”，这是中共十八大和十二届人大会议召开以后，新组建的国家领导班子提出的经济政策新思路，它既对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含有对过往一段时间经济管理政策中的失误进行纠偏的政策导向。
宏观政策要稳住
改革开放为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但与西方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这就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一直抱有浓厚的“父爱主义”情结，不允许市场偏离自己设计好的轨道。这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脱胎于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左右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这方面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大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有着自己必须解决的矛盾，因此政府对于经济运行可能出现的问题十分重视，不敢轻易放手。
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的高度管理，一直为国内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诟病，认为这种管理手段有碍于市场的发展。其实，即使是西方已经很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的适当控制也是存在的，这一点通过观察前几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美欧国家政府的所作所为，即可看得很清楚。因此，关键不在于政府应不应该管理经济，而是政府以什么样的手段，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政府的意志贯彻到经济运行中去。
政府在宏观方面的经济调控手段，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财政政策，即利用投资、税收等手段来调控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一直定为“积极”，也就是政府需要利用投资、税收等手段来刺激经济，这使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不同于别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表现最为瞩目的便是将扩大投资作为经济发展引擎，保证了中国GDP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模式也给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地方政府将GDP当作政绩，为了推动GDP而盲目扩大投资，对资源、环境等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影响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最近几年，在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之下，这种以投资增长为经济发展引擎的制度框架受到了遏制，政府期望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以拉动内需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内需的活跃意味着国内市场消费的上升，而内需增长需要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民众有足够的购买力。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民众的消费力已经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形成了高度制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富裕阶层，其消费已经饱和，他们的消费领域已经从国内市场转向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人口众多的尚未富起来的普通民众虽然有一定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不够丰厚，这种意愿无法满足。因此，由于购买力的不足，国内市场无法支撑起一个强大的GDP上升需求。$nextpage$
最近一两年，在投资模式受到限制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了下降，这在今年第一季度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现在中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的目标，实际上蕴含着一种经济增长思路的微调，具体来说，一方面固然必须继续坚持结构调整，做大做强内需市场，但另一方面，在这方面的工作短期内难以见效的情况下，投资增长仍然不可偏废。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为了保证经济增长不致出现大幅度下降，政府将仍然会适当扩大投资规模，以此来保证GDP的上升，保证民众有充分的就业机会。
但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扩大投资的发展模式很容易产生推动物价上升的后果，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在扩大投资的要求之下，银行信贷很容易放松，从而引起市场内的流动性泛滥，在趋利效应的驱使下，资金必然流向房地产、股票等市场进行炒作，并波及实体市场领域，引发物价整体上升，中国在这方面有过很深刻的教训。这就又需要在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
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近几年频繁出台货币宽松政策，导致其货币贬值，对中国的人民币造成升值压力，影响外贸出口;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又使市场产生了放松银根的吁求，企业希望得到银行信贷支持以保持持续经营。这需要央行提高调控艺术，在坚持政策稳定的同时密切观察市场变化，让银行信贷能够与实体市场的需求更好地对接起来。
微观政策要放活
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的“微观政策要放活”的目标，对于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说当下的中国经济存在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运行，从而使得市场的公平公正秩序受到了影响，也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逐渐产生了自我的利益需求，政府在很多方面直接参与到市场中，对于与政府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国有企业大力扶持，虽然政府并没有公开表示过压制民营经济的想法，但为了保证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已经客观上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即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却在不断收缩。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多地参与到了竞争性行业，导致市场竞争扭曲，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体的生存空间缩小，而国有企业的强盛，靠的是政府对其输送的行政力量的支持。垄断是市场的天敌，一个行业一旦形成垄断，不仅会对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形成排挤，其消费者也只能得到不公平的市场服务。
政府在前几年实施的救市过程中，除了扩大投资、放宽货币政策以外，还出台了一系列行业振兴政策。这些政策，无非是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行业中的部分企业，因此，它在保证了一部分企业度过危机的同时，却使更多的企业，尤其是那些离政府资源比较远的民营企业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因此，这些对某一个微观行业出台振兴政策的措施，只可能产生短期的轰动效应，并不可能对经济起到真正的提振作用，甚至反而给经济长远发展埋下了不确定因素。微观上的放活，就要求政府不再频繁出台这种振兴政策，而是要更多地体现出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角色，致力于建设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微观政策要放活”，其实是要求政府职能进行转变，政府不应是市场中的一个利益主体，而只能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政府管制思维仍有市场，因此政府对具体的经济事务拥有繁多的审批权，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特别是当政府部门利用其审批权进行寻租，更是容易导致其产生腐败，从而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曾明确表示，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削减政府审批事项，让企业能够减轻负担。因此，微观放活，实际上是要求政府退出市场，将原来被禁锢着的市场活力释放出来。
社会政策要托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发展经济作为最高目标，发展成为硬道理，这对于迅速改变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十年“文革”对国家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缩小与世界先进发展水平的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政府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推动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工作中，对于社会公平秩序的构筑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导致出现了不可忽略的社会问题。这主要反映在由于收入分配机制未曾理顺，由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大量制度性红利集中于少数人，更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导致与政府接近的一部分群体率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而大量底层民众则未能分享到这方面的成果，甚至因为需要服从经济发展这个大局，而致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分化，形成了以权贵势力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利益损失群体的严重对立。要让社会回到和谐发展的轨道，需要对社会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一方面固然需要对收入分配机制进行改革，但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困难群体，需要有刚性的政策进行托底性的保护。
由于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因此以往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也转嫁给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利益受损群体非但得不到合理的利益补偿，反而被推向市场，但事实上这部分人的市场机遇已经被剥夺殆尽，他们进入市场所能得到的只是市场风险。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设计，事实上它使中国社会积累了很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的“托底”，实际上是对以往政策所存在缺陷的一种制度性纠错。
作为由政府掌控的社会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一碗水端平”，政府不能借着改革的名目而让政策阳光只照拂到一部分人，更不能利用行政权力的方便将社会福利往自己口袋里装。在这方面，中国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在职工退休以后的养老待遇上，国家竟然根据职工原工作单位的不同，人为地制造出养老待遇的“双轨制”。这种人为制造的阶层鸿沟只能表明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私心，与其担负的政府职责是格格不入的。
三方面政策要协调推进
宏观政策的稳定，并不意味着将扩大投资完全打入冷宫，适当推出投资项目，尤其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以让经济保持一定的活力，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民众收入，但另一方面投资要讲效益，那种仅仅为了提高GDP而推出的项目必须坚决遏制，特别要防范在投资过热情况下流动性的泛滥对通货膨胀的诱导作用再度发生。
在宏观政策稳定的同时做到微观政策的放活，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空间，让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只有这样，宏观政策稳定所释放的市场红利才能为全社会所分享，经济增速提高的基础也才是稳固的。同时，社会政策的托底能够舒缓社会矛盾，使全体民众都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经济运行中，常常出现为了某一个目标的实现而放松另外应该坚持的目标，比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曾经出现了贱卖国有资产的倾向，将原国有企业职工推给社会;其后为了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对民营资本进入某些行业又设置了“玻璃天花板”，“弹簧门”，民营企业上受到了事实上的政策歧视;为了显示支持民营资本的态度，政府又会给某些民营企业“开小灶”，使市场公平秩序受到破坏。这些状况的出现，都是政府没有摆正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应该积极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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