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人太多了”这个结论似乎已成定论，并且可随便用来解释很多现象，不必讨论。当春运期间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上人挤人的时候，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归咎于中国人太多了，而不会认为中国铁路和火车太少。
据相关统计，中国人均拥有铁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过滤嘴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人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人越少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却放弃了对比与逻辑，忽略了基本事实。非洲面积30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人口仅有7.5亿，非洲的人口密度远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自然资源又极为丰富，然而非洲却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当人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就认为都是中国人太多惹的祸，却不曾想到日本的人口比澳大利亚多几倍，而澳大利亚的面积是日本的二十倍，然而日本的失业率反而比澳大利亚的还要低。
“中国人口太多了”
是个错误的结论
中国人口太多了，人口增长太快了——这是近几十年来几代中国人的共识，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但是在梁建章、李建新所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作者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太多了”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是一个广为流传被许多人深信不疑的“传统智慧”。
事实上，中国不仅应该立刻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应该鼓励生育，因为畸形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以及“未富先老”的困境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的未来会因为缺少年轻人而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因老年人占社会总人口比例的增加而使养老负担大增，这些因素都会使我们离富裕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
梁建章、李建新在书中用一系列详实的数据来分析中国人口结构的演化趋势，研究的结论是清晰和明确的，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目前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先看人口统计中的一个常用指标——总和生育率。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到2010年，中国人口增长7000多万，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也就是说，过去十年，中国平均每对夫妇终其一生只生育不到1.5个孩子。这一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该生育水平上每一代人的总量保持动态稳定)，而且预示着未来中国每代人将比上一代减少约25%。
再看成年劳动人口与退休年龄人口的比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少儿人口比例低至16.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8.9%。这意味着未来20年的成年劳动人口与退休年龄人口之比，将由现在的5∶1下降为2∶1。
对人口数据和基本事实的刻意忽略导致的结果是，当前不少民众对中国的人口发展依然存在很大的认识误区，即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口还是太多，认为中国的自然资源无法承载这么庞大的人口压力。针对这个误区，梁建章、李建新指出，人均资产和人口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人口增长虽然会在短期内降低人均资产拥有量，但从长期看，新的工作人口又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资产。人口增长不仅会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也会增加需求和消费。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制造业对资源的倚重都会逐步减弱。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与运用，世界和中国都能够通过新技术解决能源问题，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克服资源瓶颈，当今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多是自然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而非资源丰富的国家。
梁建章、李建新在书中指出，中国人是否太多，不能只看人口总数，还要看人口密度。中国虽然总人口数目居世界第一，但除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人口密度约为138人/平方公里，比美国、加拿大高，但却远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和欧洲国家差不多。
人口太多还是不多
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事实上，所谓人口是“太多”还是“不多”，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只有那些制度环境恶劣、交易成本高昂、国民创造力无法充分发挥、无法提供充分就业机会、人力资源浪费严重、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才会觉得人口是负担。而那些制度优良、创新不受压抑、经济发展迅速、能够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并顺利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人均资源拥有非常少，也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劳动力缺乏、实际工资水平上升的状况，亚洲“四小龙”就是中国身边的例子。
梁建章、李建新认为，即使现在放开生育控制，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也很难达到2.1的正常世代更替水平。例如，越南并没有强制实行一胎化政策，但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8。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常识，任何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都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刚刚超过4000美元，参照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经验，当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时，总和生育率将自然降到1.5左右。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因此，由于生存压力、不婚、不孕等因素，即使中国现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实际生育率也不易超过1.7。也就是说，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不易超过1.7个。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四地城乡进行允许生育二胎的试点，20多年后，这些地方的人口数据显示，试点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8左右。许多社会学学者在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也反复显示，农村地区务农妇女的生育意愿也在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当问及她们为何不愿多生时，她们的回答常常是“生活不容易，生多了怕养不好。”
有人担心，放开二胎政策，如果缺乏其他配套的改革政策做支撑，只能徒增更多的低端劳动力，对此梁建章、李建新的研究认为，这样的情况不是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的。中国的深层次改革必然会不断地向前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论多么曲折，但不会停滞。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变，中国的高等教育只会更加普及，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与质量也会快速提高。
用“事实与逻辑”
摧毁计划生育紧急避险的
理论枷锁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真实影响?人口学者易富贤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个基本判断：无功于当代，有害于千秋。虽然笔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不如易富贤那么彻底和激烈，但本着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它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每一个家庭所造成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富有意义的。
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致命后果就是老龄化现象，由于被我们“计划”掉的都是尚未出生的小孩，因此年轻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小，他们在成年之后所面临的养老负担非常沉重，如果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一对夫妇就要照顾四位乃至最多八位老人。从宏观层面上看，在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下，即使在一个很低的保障水平上，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是难以为继的。另一个后果是就业问题，计划生育导致了高就业压力。在通常情况下，平均是两个人口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也就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0%左右。但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减少了生育，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1.4%。假如中国目前13亿人口的市场只能提供6.5亿个就业机会，但中国目前有8亿劳动力，这样就额外过剩了1.5亿个劳动力。中国目前是靠国际市场来给中国提供就业机会的，但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并非是可持续的。另外还有一个性别失衡危机。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新生儿性别比是108.5，也就是说100个女婴对应着108.5个男婴。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新生儿性别比已经攀升至118.08。据此推算，今后将有四千万成年男性无法正常组成家庭，只能打光棍，这些都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那么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哪些困难呢?一方面是决策层的思维观念问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人口问题去替代更深层次的原因，习惯性地把人口问题当做当前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比如一说起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就本能地责备北京人口太多了，如果少一点就不会这么拥挤，而不愿意去思考公共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怎么样，汽车消费政策是否合理，城市规划是否科学，是否有前瞻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多大程度是不合理的制度和经济政策造成的。
还有一个就是计划生育部门和人口学界的利益问题。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这是一个饭碗问题。对人口学界的许多专家来说，耗其毕生精力的工作就是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如何控制人口，这是牵涉到其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人口普查数据自然是采取“选择性失明”的态度，不断地用新的错误理论去掩饰旧的错误结论。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和这个政策背后强有力的权力支撑体系是分不开的。地方政府对于计划生育工作超乎寻常的积极性既有很强的政治压力、也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计划生育工作还是一个很常规、很重要、不可或缺的干部政绩考核项目。长期以来，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对计划生育工作实现的是“一票否决制”。这种一票否决制绑架了中国所有的公务员，很多官员就是因为抓计划生育工作出色晋升的。
计划生育政策从它实施的那天起，对于我们民族的道德底线就施加着一种强大的下拉力量。计划生育本不该作为一个政策议题，因为生育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人民的生育权收归国有，甚至以此来创租、寻租。但在人口问题上，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30年前匆忙之间就被懵懵懂懂地推入一个紧急避险理论的圈套之中：人口爆炸、经济落后、开除球籍、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全球变暖，世界经济都要崩溃了，地球都快毁灭了，还谈什么人权。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已经牢牢地套住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连一些知名的学者也认为计划生育虽然侵犯了人权，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
如果说，四五十年前中国的政治家采取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掩盖计划经济的恶果，应对经济增长停滞和粮食短缺的权宜之计，三十年前对激进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拥护反映了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无知与盲从，那么今天中国社会精英群体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沉默则在无知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胆怯、世故、功利与伪善。显然，如果用“生育权是基本人权”去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在当下的中国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必须用“事实与逻辑”去摧毁计划生育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破解普罗大众的心魔，让他们知道是权衡“利害”，而不是权衡“两害”。这样，才能重建国民的价值判断，重建生命的人伦底线，唤醒国民因计划生育政策和实践而受到严重损伤的人性。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