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大地。
那一年，我受命到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工作，我选择了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旅行。那时候，今天的二连浩特铁路线还没建成，要穿越西伯利亚，需要从满洲里出境，再绕道贝加尔湖。我们乘火车先抵达莫斯科后，再由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出境，横穿波兰，最后进入德国。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整个行程将近7天7夜。这又是一段令人目不暇接的旅程，沿途景色，美不胜收。这次旅行使我对俄罗斯的丰饶和广袤有了直观感受。
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于当年第二次来到莫斯科。那时候，斯大林的遗体还陈列在列宁墓中。在红场上红花岗石和黑拉长石建成的列宁墓中，我瞻仰了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的列宁和斯大林遗体。这是一段难得的记忆，因为第二年秋天，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的遗体就被迁出列宁墓，埋葬在列宁墓后的克里姆林宫宫墙边。这时候，一度亲密无间、朋友加战友的中苏关系也已开始严重恶化。
但是，这段亲密无间的中苏友好岁月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里，我们受到了文学的滋养;从芭蕾舞《天鹅湖》里，我们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我们受到了革命意志的教育。我虽然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一直学习英文，但从那时的广播电台中也自然而然地学了一些俄文。1956年我考入军校穿上戎装由上海出发到北京入学时，就反复歌唱着苏联的《共青团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正因为如此，我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友好关系的平稳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段时间里，中俄于1996年4月确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1996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中国。出访之前，叶利钦在莫斯科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他说，中俄两国关系已经提高到了一个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的全新的水平，现在，完全有理由把这种关系说成是“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就在访华的专机上，叶利钦突然提出，建议将“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改为“发展平等与信任和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他的提议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响应。他的专机还没降落，就得到了江泽民主席同意这个修改意见的消息。4月25日，江泽民和叶利钦共同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至此，中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整个访问期间，叶利钦情绪饱满，兴致高昂。4月26日，在上海，丰盛的晚宴刚刚结束，陪同叶利钦访华的我驻俄大使李凤林就找机会递给他一本书，请他在书上签名。叶利钦欣然一挥而就。不久，这本叶利钦亲笔签名的书就由李大使转送到了我的手中。
这是俄罗斯星火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叶利钦回忆录《总统笔记》。书中内容从1991年8月的“8•19”事件开始，到1993年10月的炮轰白宫事件结束。叶利钦写道：这两段时间“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一个帝国崩溃了，我们成为痛苦而残酷地告别整个时代的见证人”。
我没有直接见过叶利钦，但有一次几乎和他见了面。那是1999年6月，我随同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访问俄罗斯。张万年向俄方转交了江泽民主席致叶利钦总统的信件。按照原定计划，叶利钦是要会见我们的，但俄方临时对计划进行了调整，会见改成了通电话，从而失去了与叶利钦会见的机会。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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