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续发生的“朱令案”，“昆明PX项目”等事件，是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具体表现。PX项目在中国陷入“一闹就停”的困局，其主要存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问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一些错误的信息散布没有得到及时澄清，让公众“谈PX色变”。沉积十几年的“朱令案”仍未破解，政府后来一系列的补充说明，仍然让公众不满意，不信任，充满疑惑，甚至有公众认为其中充斥者腐败和不可告人的秘密。
目前中国政府公信力正面临种种挑战，表现为每每“事”起，公众就会质疑政府的应对方式和诚意，官方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也受到质疑，民众舆论“一边倒”，个别地区的事件还出现了管治危机，而对腐败和渎职现象的痛恨，又加重了民众对某些公共部门或资源部门的“不信”权重。如何破解目前这种“困境”，走出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是当前政府应当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
如何填平“信任鸿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并非一日而来，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矛盾和利益相互交织，利益复杂化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政府职能未能及时调整而产生的不适应状态。因此，破解“塔西佗陷阱”需要一种更宏观层面的思考，能从全局上调整政府思路的一种执政理念和制度框架。
所谓“塔西佗陷阱”是指当政府的可信度长期受到民众质疑后，民众所产生的对政府政策、行为和形象的情绪“负能量”，特别是在遇到与政府相关的公众事件后，民众会都认为是政府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当，都是政府的“错”。政府公信力的不足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人为造成了政府与民众的“信任鸿沟”，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2007年，《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确认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即“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并正式写进党的报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笔者认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从权力和制度框架的宏观角度破解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
协商民主一词源于西方，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者毕塞特提出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也有人翻译为审议民主，审慎民主)的词语，后经德雷泽克，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进行了阐述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出现了政治冷漠现象，政党政治弊端显现，利益集团控制选举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学者为补充选举民主的不足而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总体来讲，协商民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在一种由民主宪法规范的权力相互制约中，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辩论、讨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治理形式。
然而，中国式协商民主有其自身的文化根源，政治实践，政治基础和行为主体，与西方式协商民主有共同点，却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总体来讲，中国式协商民主是指一种追求人民民主的价值诉求，是建立在统一战线理论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实践基础上的;执政党主动推动国家政权机关、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并使基于权利和理性的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制度化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
解读中国式协商民主
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需要弄明白协商民主的几个层次。第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第二，政府层面的协商需要围绕公共决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调具体经济社会权益分配等丰富内容。第三，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打造基层民主协商平台，调整基层协商权力架构，真正做到结合基层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区居民(村民)的相互协商。
加强人大代表与民众的协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有对各级政府的监督权，质询权和约束权。因此，权力架构上来说，各级人大应继续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监督，而非协商。人大协商应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优势，创新机制，加强人大代表与民众的协商，及时反映老百姓的利益诉求，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人民的意志上升成为国家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治愈政府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具体做法可考虑建立和扩大“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做法，让人大代表有时间，有地点来履行代表的职责，倾听群众心声，并把最真实的民意传达给人民代表大会，从而形成各种法律、法规和决策。此外，继续加强“立法听证”这一做法，就事关群众切身重大利益的重要立法举行听证，让老百姓了解政府立法的原因，逻辑和背景，同理，政府也可以了解老百姓对此的看法，认识和建议，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
发挥政协作用，加强党际协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中政协在党际协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协委员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能广泛联系各方面群众，出谋划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机构，扮演着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角色。真正发挥好政协的作用，有利于改善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然而，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协所应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甚至有人形象的描述政协仍然处于“拍拍手”的角色和地位。因此，需要从“协商地位、协商主体、协商什么、何时协商、协商地点”五个方面入手，真正使政协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协商地位需要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政协在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并真正监督落实这种地位;协商主体需进一步明确政协中的各个界别如何发挥主体作用;协商什么需要进一步明确协商的内容，进一步细化需要协商的重要政策领域;何时协商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决策征询政协意见的时间先后顺序，防止事事成为“事后协商”;协商地点需进一步明确在哪里协商。
加强政府与市场、社会和公民的协商
李克强总理强调，要进一步下放政府权力给市场，社会和公民，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交给市场、交给社会、交给公民，这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协商平台的创建，增加市场、社会和公民与政府协商的能力和资源。第一，需要进一步释放市场的活力，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务信息公开，让市场、社会和公民了解更多的政府信息，为与政府协商搭建共享的信息平台。第二，需要进一步通过立法保障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分类指导，进一步精细化管理社会组织，鼓励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第三，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公民的协商，通过民主恳谈会等形式，鼓励公民实质性地参与到政府重大决策中，培育公民精神，使公民更好地了解政府决策程序和内容，增进政府和公民的互信、互知。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有更多更有效的听证、提案等公众参与机制，有更多的民众监督平台。
加强基层民主协商
近些年来，在中国基层兴起了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实践，如社区议事会、公民评议会、民主听证会等。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基层民主协商在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市街道层面，创新工作机制，把街道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区居民组织起来，每年就群众关心的问题，通过协商联动机制上升成为政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任务;在村委换届选举中，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在选举前充分走家入户，调查民情民意，防止村级层面贿选及黑帮势力的干预，真正寓协商于选举之中，增强村级治理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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