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互联网上，网友随手编造的内容即可形成巨大的能量漩涡，吞没关注者的视线?仅仅将板子打在网络的“八卦气质”上，无法解释那么多人的关注与煎熬。
2013的各地公务员考试，有一个现象：不少地区的申论题，都把对“政府公信力”的认识作为重要考察内容。而最近一连串热点事件，似乎也将政府公信力的主要体现者——新闻发言人——推上了风口浪尖。有的新闻发言人倒霉，还成为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
无信则疑。评论者质疑的，不是新闻发言人本身，而是他口中所言、手上“通稿”，简言之，是以政府信用为之背书的事实。质疑政府公信力，首先就是质疑政府“不说真话”……
为何我们突然“怀疑一切”
2013年5月3日清晨，北京京温服装商城的地下车库出口处，发现了一名年轻女性的尸体。22岁的安徽打工女孩袁利亚，在商场徘徊一夜后纵身跳下，给世界留下一个悲伤不解的生命谜题。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起跳楼事件随后发展成一个巨大的舆论漩涡，并最终酿成公共事件。
首先，是悲痛的家人不能接受公安关于“跳楼自杀”的通报，5月6日，死者的母亲高举标语“讨要真相”。很快，网络放大了这一质疑，包含有“强奸”、“办案不透明”、“冤死”等刺激舆论神经的关键词的帖子，开始在网上传播。
5月8日上午，近百名安徽在京务工人员在京温商城门前聚集，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证实了这一情况。但是，官方惜字如金、措辞谨慎的“澄清”并没有平息舆论。相反，将在北京并不常见的群众聚集和维稳行动，策略地形容为“迅速调集相关部门警力前往处置”，这种明显有意降低事件严重程度的说法，与许多网友拍摄到的、以防暴警察和警用直升机为“新闻看点”的现场图片，起到的“说明效果”正好相反。这加重了人们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其实，北京警方5月8日已就跳楼和聚集事件向媒体做了通报。但是，由于信息量太少，不仅未能消除质疑，甚至连媒体都感觉难以自圆其说。这令最初的新闻报道带有一种“公事公办”的粗糙和敷衍，无法满足公众探求真相的要求，也导致网络上与此有关的内容——比如“女孩死前与多名男子同处一室”、“商场五名保安逃跑”、“公安不允许家人调看商场视频”等，迅速传播难加遏制。
这种情况直至5月9日和5月10日两次新闻发布会，警方以更细致的描述，修正此前有“大事化了”之嫌的通稿后才得以改善。而随着在互联网上散布谣言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事件始有平息迹象。
尽管警方理清了一部分谣言传播路径，但是，一名网友随手编造的内容，何以形成如此能量漩涡，吞没了这么多关注者的视线?
毫无疑问，京温跳楼事件具有形成网络事件所需的“眼球要素”，比如年轻美女、蹊跷死亡等;但是，仅仅将板子打在网络的“八卦气质”上，是难以解释这么多人为此所付出关注、承受煎熬的。为什么这些年，每每遇到身世微寒的公民遭遇非正常死亡，舆论的神经就变得特别敏感?为什么“官方”也出动了、也澄清了，“怀疑论”“迫害论”却总是不依不饶，甚至能够席卷全社会的理性?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联想能力总那么强，看到无人保护的美女就想到权贵者的强奸，看到特警出动就想到屏蔽真相?这些，恐怕是比袁利亚的死因更难回答的问题。
政府公信力受损的原因与危害
一个事实并不复杂的个案，却在一种强烈的怀疑对立情绪下，演变成一场严重消耗社会资源与信任基础的灾难——这样的事例，这些年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同样因一名少女的生命悲剧而起的“朱令案”，也重复着这样由忧虑到愤怒，由质疑到对立的情绪酝酿过程，只不过延宕不止几天，而已接近20年。它埋在公众心里的，对权力不公的强烈怀疑，至今仍未散去。
“朱令案”发生在清华女生这样的角色身上，经过又如小说般离奇，社会对之关注度较高争论较多，这都很好理解。然而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朱令案”仿佛掉入一个声音的黑洞，它没有进展也没有交代，每次被民间舆论揪出来，总会突然消失于某种无形的压力。今年，复旦投毒案再次引发公众对“朱令案”的挖掘，警方不得不以“不存在干扰”和“证据严重灭失”来回应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声。但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辩解是可信的，对公众质疑的责任问题又作何解释，有关部门却不做任何积极沟通，这令公众对其信任大打折扣。
公众虽然无法得出结论“究竟有没有人玩弄法律”，但是，连对于案件的“关注”都受到如此多干扰，这让当事人和关注者都难以真正放手——因为对这一事件，人们似乎还从未真正深入过。而没有了解，又何来理解?更遑论解决心底的猜忌了。
无论权力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正面回避、背后施压的做法，都无法得到公众的谅解。“朱令案”标签虽然特别，但与很多普通案件事件中所存在的调查程序不透明，权力以沉默、轻蔑或压制来回应质疑，做法与逻辑没有不同。这样的做法与逻辑越普遍，政府公信力就越差。诸多公共事件中，各方目标与结果之间的差距，让我们看到政府公信力正在遭遇的“麻烦”，以及这种“麻烦”令社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现在的困境是：食品出了问题，老百姓不信企业和政府的整改诺言;环境出了问题，消费者不信监督部门的检验结果;某个城市调整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同样容易引发市民对各项政策统统失去信心，陷入一种恐慌心理。今年在成都、昆明等地，相继发生为反对PX项目建设而“散步抗议”的公共事件。虽然正规媒体鲜少报道，但是经由网络传播，事件的影响仍相当广泛，甚至在全国形成一种“谈PX色变”的社会心理。由于公正、权威的信息传播太少，而权力只着眼于压制反对声音，未在恢复公信力和观点交流上有所改进，于是许多似是而非的知识和观点通过“地下渠道”发挥影响，往往能够左右人们的判断。这并非解决问题，而只是矛盾的掩盖和推延而已。
公信力修复要找准核心矛盾
以目前来看，起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严重消解着政府的公信力：第一，权力踏碎底线，侵害到生命权等基本权利或道德底线;第二，侵害社会普遍权益;第三，“程序合法”“事实公开”等基本法制观念被践踏。
以“死亡”为关键词的热点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躲猫猫事件”，强拆命案，以及安徽女孩跳楼这类突发事件，多与第一个方面有关。虽然有时并非权力直接致人死亡，但是，权力在对死亡的公正调查和处理中行为不当，同样会激起公众的不信任感和巨大愤怒。因为对于此类事件，公众在公正和人性化方面的标准较高，要求政府和司法行为更透明，监督也更严格。以刚刚发生的万宁小学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事件为例，这一行为严重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因此公众对调查程序和细节都高度关注，难以容忍任何推诿、敷衍或掩盖，如果延续过去“维护地方形象”的做法，轻描淡写文过饰非，往往会都被视作不可饶恕的同流合污，对政府公信力的打击非常致命。
以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制度公平等为核心的事件，往往与社会基本权益有关。公众不能允许一个由自己供养、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帜的政府，将个人或集团利益凌驾于普遍利益之上，因此，权益问题涉及的人群越广泛，对政府行为的要求越严格。房价、养老体系建设、收入分配等经济制度的公平问题，以“红会危机”为代表的官办慈善贪腐问题，铁路、桥梁、城市交通安全问题等，都是公众评价政府公信力最关切的领域。
而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同样突出，却往往易被忽略。
最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落马事件，由于一篇《人民日报》的评论显得很特别。《人民日报》这篇评论使用“家奴”一词，形容一个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形象。
事起2012年12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官商勾结，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负责人立刻对此回应，并使用“纯属污蔑造谣”等比较个人化的指控。今年5月，刘铁男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新闻发言人当初的“职务行为”，如今看，真有“家奴”色彩。
高官落马，这几年似乎不能令公众对反腐成就再欢呼雀跃，反而每有悲鸣之声。根据媒体在刘铁男“落水”后的报道，早在罗昌平实名举报之前，国家发改委部分退休高官即已联名举报刘。但是，由于严格的“纪律”，当时几乎所有国内媒体都无法跟进罗昌平的举报，这位媒体人显得寂寞而又危险。至于公众，他们是这个体制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却也是离核心事实最远的围观者，他们信心何来?
“造谣者”终被证明为社会良心，而辟谣者原来不过是贪腐者的“家奴”——这样的反转剧，不止发生在罗昌平举报案中。新华网曾盘点近年颇成规模的“火箭提拔”现象，发现网友曝光的18名年轻官员中，5人最终被免职或者辞职，而11人的父母或亲属身居官位。人们非理性的“偏执”，是不是一种洞察社会现实的理性归纳?
官方每次痛斥“谣言”总那么理直气壮，但是，多少爆料在网友不懈的人肉、扒粪下被证实?又有多少地方政府举着“公信”招牌的遮丑和掩盖行径，最后被舆论穷追猛打沦为笑话?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实施五年，而民间“流言”与政府“公信”之间尚有那么多蒙蔽暧昧，那么所谓政府公信力，又如何能避免不被此起彼伏的“麻烦”所消解?这，大概不仅是新入职的公务员，更是整个法律行政体系，都必须回答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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